诚信为本 秉法济民 景德镇张宪涛律师网-第三章 证据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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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论辩理论与实务》
第三章 证据求证 著者:张宪涛
法庭绝非讲台,一个律师的辩护无论多么感人,最后还是必须让事实和证据来昭示一切。 --乔治.伊扎尔⑴
证据, 《辞海》解释为 :“1、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在审判案件时使用的证据,通常以案件发生时的真实状况为准,如勘验报告、鉴定结论及其他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状,经调查核实也可作为证据 。” ⑵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证据定义为:“Evidence,事实,从事实中推论出的结果及陈述。这些事实、结论和陈述有助于法院或其他调查主体确信某些尚不知道但正在调查之中的事实和情况。尽管法院的任务是提取与引起法院注意的事情有关的每一件东西,以便查明完全有可能是正在调查的事情的真实情形,但是,证据的认定,却是部分地以经验为基础,部分地(在某些情况下)以适用于以后不再适用情况的裁定为基础,并且证据的认定经常地要受到可比提出的证据的种类的限制。然而证据法的发展,在总体上,却是从一种确信到另一种确信的运动,即从对与结论无关的根据的确信到对与结论有关的根据的确信。”⑶
第一节 证据的种类
按照证据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将证据分为实物证据、言词证据。实物证据是指以物品的外部形态或其中记载的内容等作为某种客观事实的表现形式的证据,一般都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归类为实物证据;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主要反映对客体物进行现场、实地勘验、检查所作的客观记录,通常也归类为实物证据。
言词证据是指在诉讼程序中通过人的陈述的客观记载 来证明案件或其他待证事实真实情况的证据,也叫人证,通常将证人证言,刑事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的陈述以及鉴定结论,归类为言词证据。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是,按其实质,仍是鉴定人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发表的意见,也称专家意见,也要经过交叉询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以也归入言词证据。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有关提供法庭审查判断的证据材料总是真假难辨,虚实混杂。前苏联法学家切里佐夫曾说过:“向法院提出的个别事实,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已经无可争议的明确认定的事实,甚至在鉴定人意见书中所提出的事实,也不具有这样的性质 ……严格说来,审判人员面前所摆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事实,而是证人或被告人关于这种事实的叙述。” ⑷
在我国,证据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是正确处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 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证据有下列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1条:“证据有下列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
物证是指与案件或其他待证事实有联系的一切物品和痕迹。是以它的存在情况、外部特征或者构成属性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书证是指本身和它所反映的事实与案件或其他待证事实有联系的物品。是以文件或其他书面材料的文字、数字、符号或者图案、表格所记载或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物证和书证其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思想内容,物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具有思想内容,书证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反映,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应注意审查它们是否被伪造,是否有变化或损坏,是否是原件,它们的来源,它们的特征,它们与案件事实有无内在联系。书证反映的内容也可能因任意取舍或断章取义而歪曲原意。
一般来说物证、书证被收集提取并妥善固定保全以后,有了较强的稳定性,它们不像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那样,即使被收集固定以后,仍然可能由于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物证和书证又称“哑巴证据”,其证明力之强不言而喻。但物证和书证得由人去验定。作为一种证明力强的证据也会有人伪造或篡改,如日本电影[追捕]中用于诬陷检察官杜丘,而由警察在杜丘宿舍搜查出来的大量钞票和一块白金,就是有人趁检察官杜丘外出之机偷偷放到他的宿舍的。又如车某谋杀情妇一案,车某在情妇洗澡时将其用湿毛巾闷昏,然后打开管道煤气闸阀使煤气泄漏,伪造煤气中毒的现场,这就是伪造物证。
再如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伪造重要证据妨碍法院审理案件被罚款案 ,1991年11月2日,被告海南省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经吴育明介绍,购买了陈东坡、周玉萍的”华西”牌中型旅行汽车一辆,价款18000元。当日,陈东坡、周玉萍向南兴实业有限公司出具了汽车转让证明。南兴实业有限公司向陈东坡、周玉萍出具了收到汽车的收据和未付汽车款的欠条。双方并口头约定,南兴实业有限公司近期将车款付清。此后,南兴实业有限公司除付给陈东坡、周玉萍车款3900元外,余款14100元迟迟拖延不付。为此,陈东坡、周玉萍向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1991年11月2日买卖汽车的当天,由于陈东坡、周玉萍没有带汽车保险单来,我方收到车后,写了一张收到车的收据和车款欠条给对方,双方并约定陈东坡、周玉萍将保险单交我方后再付车款。同年11月12日,陈东坡来到我处,言称有债主堵在家门口,请求我方先将车款付给他,随后将汽车保险单送来。当时,我方同情对方处境,当场将18000元交给了陈东坡,并让陈东坡写了一张汽车转让证明,予以证明。我方11月2日出具的车款欠条忘了收回。因此,陈东坡、周玉萍诉讼要求我方付汽车款无理。在审理中,双方对汽车转让单是11月2日出具还是11月12日出具,各执一词。秀英区人民法院将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陈东坡、周玉萍“11月12日”出具的汽车转让证明,送海南省交通厅进行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11月12日”中“12”的“1”字为后加。由此查明,南兴实业有限公司编造了全部车款已于1991年11月12日一次付清后,才拿到汽车转让证明的伪证。秀英区人民法院在对该案判决后,对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伪造重要证据,妨害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1款第(1)项,第10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经院长批准,于1992年1月13日作出罚款决定:对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一万元。海口南兴实业有限公司已执行了罚款决定。⑸
1987年12月15日原告某市某某厂向法院起诉被告冯某喜排除妨碍一案,原告认为,1987年9月上旬,被告以其更改后的房契四至“西为己墙”为由,私自拆毁原告东墙上木窗、鱼鳞板及延伸的屋檐,强行在原告东墙上垒建屋墙。属于侵权行为。被告答辩“:本人祖传房产,原房契四至记载‘西为己墙',后因发证错误而成邻墙,经向房产部门申请补发房契,四至纠正为‘西为己墙'。这堵短墙是1936年日本飞机轰炸后,西邻成为空地,由我家垒起来的。1965年某某厂在此空地上建房,曾擅自推倒我家短墙,经交涉由某某厂赔偿,重建了两米高的砖墙。但墙权属于我家。现我己向政府申领了建筑施工许可执照改建住房,应受法律保护。”在诉讼中经法院调查,双方代理律师到场核实了如下证据:1、某某市0000712号房产所有权证记载冯某喜等三人房屋四至‘东为己墙、南为邻墙、西为己墙、北为入口';2、房产档案5746号卷记载冯某某房屋四至‘东:公产墙、南:邻墙、西:邻墙、北大门。但四至中,原用毛笔字记载‘东:己墙、南:己墙、西:己墙、北大门'。除北大门未作更改外,其余三至都用钢笔将毛笔字划掉加写为邻墙。3、冯某喜与某某厂争议的冯姓屋西邻原为陈某某菜园地,房产档案3130号卷记载陈某某菜园地四至‘东:邻墙墙脚为界、南:己墙为界、西:己墙为界、北:己墙脚为界'。4、1987年10月19日市房产管理交易所给某某厂[关于要求更正某某弄XX号东至墙所属业权的报告]之函复,该函复认为:某某弄XX号西墙划为己墙是有据可查,确属己墙。5、某某市某某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87XX城建字005号建筑施工许可执照,建设单位是冯某喜。对以上五份书证法庭予以采信。此外原被告双方均提供了证人证言,原告未提供空地建房的建筑施工许可执照或相关批准手续。根据相关书证,某某区人民法院下发(1987)某某法民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坐落在某某市某某弄X2号房屋西墙(即X4号东墙)产权归被告人冯某喜、冯某煌、冯某焕所有。二、由被告人冯某喜负责在X4号房屋东西沿屋檐垂直安装玻璃钢瓦及水笕,一切费用均由被告人冯喜负担。”这一案例主要是对书证进行审查。
视听资料是指本身和它所反映的事实与案件或其他待证事实有联系的音像、信息资料,包括录音、录像、电子计算器储存(生成、存储、混成)的数据资料、扫描资料和其他如激光技术、空间技术、遥感技术、红外线技术、x射线技术等高科技设备取得的信息资料等等。视听资料是高科技的产物,同时也容易被人利用高科技加以伪造。视听资料的质证必须借助特定工具和技术 。对视听资料应注意审查获取贮存视听资料的技术设备的性能及其可靠程度,以及制作人的技术水平;注意审查视听资料的技术形成过程,它们是否被伪造、编造或篡改,是否有变化或损坏,是否是原件,它们的来源,形成的时间、地点和环境 ,收集、保管的过程,注意有无影响信息真实性的情况;审查视听资料的内容注意有无删节、剪接、篡改、编辑、人为消磁的情况等等。作为信息时代的高端技术证据,视听资料可采性很强,证明意义十分明显。但是,有矛就有盾,如计算器‘黑客 ' 对 电子计算器储存的数据资料的‘病毒'作用,犯罪分子针对 录音、录像设备采取声音模仿、外貌伪装的伪造行为都给我们审查判断证据带来一定的难度。
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常被律师所采用。例如一起借款纠纷案件中代理人就曾运用录音证据,1993年7月12日,原告珠山某某公司与被告龚某某签订一份借款协议,规定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元用于购瓷器,据被告陈述实际只借款30000元,已还款19000元,尚欠11000元。 原告对还款19000元没有异议,却依据借款协议起诉要求被告归还欠款21000元和利息5040元。在法庭调查时,代理律师提出原告财务部门没有被告借款手续,某瓷厂当日只有龚某某购瓷29000元的记载。然而,原告提出借款是以报纸包裹现金形式支出,并提出在场证人,其中一名证人是被告的亲弟弟。从庭审的调查结果看,被告无疑应按书证记载的40000元承担还款责任。庭后代理人提示被告,可以利用双方庭外调解的方式寻找新的证据。被告会同另一谈话人用秘密录音的方式与原告负责人商议,采集了双方相争执的言论。录音磁带递交给法庭审查,原告负责人亦聆听了自己所讲过的协商意见:“原告:我可以让步,但最少要一万八千元。被告:怎么要一万八呢,你是怎么算的?原告:按合同迟还款一天罚息百分之一,罚你七千不算多。”最后,法庭认定:”经本院查证核实,原告实际借款31300元给被告,被告至今尚欠原告借款12500元。”并作如下判决:“一、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12500元。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650.43元。”。原告、被告均服判没有上诉。⑹
又如某房屋搬迁案,原告有一幢祖业约50平方米,临街的18平方米作为肉店,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入股,并已领取股息。近年。该原告以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人搬迁。被告律师在查阅房产档案时发现,原告以房契遗失为由申领了新契,并根据被告提供的线索去某单位了解该房产权情况,某单位不同意出具书面证明和有关协议复印件。为了争取主动,被告律师携带微型录音机再次上门调查,取得与该单位部门负责人的谈话录音。当法庭调查时,原告陈述自己拥有该房全部产权,被告则出示记载“某单位部门负责人关于该房临街的18平方米作为肉店,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入股,并已领取股息的谈话”录音磁带予以反驳,通过质证,原告不得不当庭承认投资入股的事实,并出示自己同某单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作为自己拥有房屋所有权的证据。这样一来,法庭辩论的焦点由房屋搬迁转至房屋买卖合同效力(未办交易手续)及侵害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上来。⑺
有一例发生在北京某大学的电子邮件侵权纠纷案。1996年3月,原告薛某某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4月9日,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通过互联网给原告薛某某发来电子邮件,通知该校将为其就学提供18000美元奖学金。该电子邮件发到被告张某所在的某某大学心理系认知实验室,IP地址为162.105.176.203的网络终端、账号为王某的电子信箱内。被告张某对上述情况均知悉。然而,薛某某久等也未见书面正式通知。经委托在美国的朋友进行查询,得知美国密执安大学曾收到一封署名原告薛某某的电子邮件,表示其拒绝学校的邀请。因此美国密执安大学已将原准备给薛某某的奖学金转给他人。原告通过有关部门进行查证,证明1996年4月12日10时16分42秒(计算机记录时间),从原告大学心理系认知实验室,IP地址为162.105.176.204的网络终端上,发给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Lubeck教授电子信箱,署名薛某某Nannan的电子邮件,内容为:因已接受其他大学的邀请,不去密执安大学学习。在此之前从同一台计算机上发往美国有三封电子邮件,最后一封离署名薛某某拒绝学校邀请的电子邮件发出时间只有4分3秒。从而锁定了具有使用该计算机机会的学友张某有侵权嫌疑。法庭上张某则以IP地址可以改动,还存在他人所为的可能为由提出抗辩。庭审后张某向薛某某承认其冒用原告名义发出电子邮件,承认侵害了薛某某的姓名权,愿意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的经济及精神损失,并取得了薛某某的谅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6)海民初字第31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原被告双方的调解协议。该案被媒体称为国内首例电子邮件侵权纠纷案,高科技技术在收集、证明视听资料证据时起了关键作用。
又如刘京胜诉搜狐爱特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原告刘京胜因与被告搜狐公司发生侵犯著作权纠纷,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0年 10月 18日,刘京胜申请北京市公证处对刘京胜上网的操作过程、路径和终端监视器上显示的页面内容进行公证,然后据此于 10月 24日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搜狐公司开办的搜狐网站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 1995年出版的译著《唐吉诃德》以三种版式在网上登出,供人阅读下载。该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翻译作品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在网上刊登上述作品;2、在搜狐网站的显要位置和《北京晚报》上公开致歉;3、赔偿经济损失 10万元。被告辩称:本公司所属的搜狐网站从未将原告的作品在网上登载。网上确有原告作品的三个版式,经过不同的访问路径发现,在 www .yi-fan .net 、 www .cj888. com、 www . Chenqinmyricech. com等网站都登载该作品,搜狐网站只是与这些网站有链接关系。法律并未规定链接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原告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请求。2000年11月 6日,被告搜狐公司也在北京市公证处申请按照原告刘京胜通过搜狐网站上网的过程、路径进行公证。 15日,搜狐公司再次向北京市公证处申请对上 www .yi-fan .net 、 www .cj888. com、 www . Chenqinmyricech. com网站访问《唐吉诃德》中文版的过程和路径进行公证。搜狐公司这两次公证的目的是以此证明: 1、该作品不是搜狐网站上载,亦不在搜狐网站的网页上,而是通过搜狐网站的搜索引擎进入他人的网页后才看到该作品;2、直接访问 www .yi-fan .net 、 www .cj888. com、 www . Chenqinmyricech. com网站,即可看见以刘京胜的翻译作品为内容的网页。 3、由于搜狐网站与上述三个网站有链接关系,所以能通过搜狐网站访问这三个网站上以刘京胜作品为内容的网页。2000年 11月 2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在法庭上,被告搜狐公司再次按原告刘京胜提交的公证书中载明的过程和路径上网进行演示。当屏幕出现有”《唐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刘京胜译”内容的网页时,页面地址栏中不是搜狐网站的地址,而是其他网站地址。刘京胜得知搜狐网站只是链接并非上载其翻译作品后,当庭明确请求搜狐公司立即停止与上载该作品网站的链接,搜狐公司仍以法律并未规定链接是侵权为由,再次拒绝了刘京胜的请求。 11月 30日,搜狐公司的代理律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说明”,表示搜狐公司决定停止对前述网站的链接。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公证处(2000)京证经字第 31995号、32409号、32657号公证书,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和演示记录证实。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搜狐公司对原告刘京胜享有漓江出版社 1995年版的翻译作品《唐吉诃德》的著作权也无异议。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网站通过搜索引擎与其他网站发生链接,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公证文件载明,当显示器出现”《唐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刘京胜译”的页面时,该页面的地址栏中不是搜狐网站的地址,而是其他网站的地址。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当刘京胜看到这个页面时,刘京胜已经通过网站之间的链接从搜狐网站到达其他网站。搜狐网站所做的工作,只是通过搜索、链接,将刘京胜引入登载其作品的网页。 因此,当搜索引擎搜索并链接来的网上信息有权利上的瑕疵时,一般应当追究该信息制造者的法律责任,不能责怪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网络商。本案被告搜狐公司在搜索引擎中设置临时链接的行为,不侵害原告刘京胜的著作权。搜狐公司虽然难以控制搜索引擎的不特定搜索结果及其附带的临时链接,但完全有能力控制对特定网站或网页的链接。搜狐公司收到起诉后,明知自己网站与侵权网站的链接侵害了刘京胜的合法权益,本应及时断开链接以避免侵权结果扩大,搜狐公司却不采取这种正当措施,仅以上载与链接在技术上的不同来辩解没有侵权。特别是开庭审理时,刘京胜已经明确要求其断开链接,搜狐公司仍予拒绝,又延迟7天后才断开。搜狐公司这种漠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行为,致使侵权状态得以延续,扩大了侵权结果,起到了帮助侵权人实施侵权的作用。依照《著作权法》第45条第(8)项的规定,搜狐公司应当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鉴于搜狐公司现已断开链接,并考虑到搜狐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赔礼道歉的方式和赔偿数额应由法院酌定。综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0年 12月 19日判决:一、被告搜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书面向原告刘京胜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本院核准);逾期不执行,本院将在一家北京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本判决书内容,所需费用由搜狐公司负担。 二、被告搜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原告刘京胜 3000元。⑻此案中原被告均通过公证对计算机网站的链接上网的过程、路径进行了视听资料证据保全公证。
言词陈述包括刑事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言词陈述应注意审查言词证人是否具有证人资格,是否如实陈述,同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同案件结局有无利害关系,是否受别人指使、收买或威胁,是否说不清来源或者道听途说。 注意审查刑事被害人陈述是否夸大事实,虚构情节,推卸责任等等。 注意审查当事人陈述形成的具体情况,陈述的内容有无错误。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应注意审查供述和辩解的动机,供述和辩解的内容是否合理,有无矛盾,有无反复,取证方法是否合法。
刑事被害人陈述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就其被侵害的事实和所了解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作的陈述。民事行政案件被害人陈述是指遭受违法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就其被侵害的事实和所了解的侵害人的情况,向有关机关所作的陈述。如宿海燕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行政诉讼案。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王国平、王伟平兄弟被砍、打成轻伤的事件中,在场的5个人,究竟是原告宿海燕纠集其他人,还是其他人纠集宿海燕;究竟是谁叫动手打人的,都有谁动了手,尚未查清。宿海燕多次说过其并未叫人打王氏兄弟,也不承认自己动手打人。被告劳动教养委员会仅凭被害人王国平、王伟平的陈述,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的情况下认定是宿海燕纠集伤害他人,显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况且劳动教养决定中只提到适用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没有指出适用的具体条款,是适用法律不当。为此,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23日判决:撤销被告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97)海劳教字第130号对原告宿海燕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一审宣判后,被告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不服,以一审判决忽略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中所存在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否认了原告宿海燕的行为在整个事件中的客观存在,从而导致判决错误为由,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宿海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应当维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宿海燕和其他四人在同王国平、王伟平谈论合伙经商的债权债务时发生冲突,李山、王斌、邱光富、王先养在与王国平、王伟平相互斗殴中,造成王国平、王伟平轻伤。由于没有旁证材料证明此次事件是宿海燕纠集所为,其后果应由参与斗殴的李山、王斌等人承担。上诉人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只有被害人王国平、王伟平的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宿海燕与王国平之间过去有感情上的纠葛和经济上的纷争,宿海燕是案发当天从四川飞赴海口,当晚又在现场等事实,就推断宿海燕必有纠集并伤害他人的行为,从而作出对宿海燕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项的规定,于1998年7月2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⑼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就自己有罪、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作的陈述。如林桃森投机倒把申诉案 ,原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兼任海南开源联合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桃森因投机倒把一案,1985年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向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林桃森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与李玉林(海口市物资供应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另案处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先后倒卖进口汽车31辆,非法经营总金额2718000余元,牟取暴利64340元。林桃森从中分赃获得36000元。 被告人林桃森的犯罪事实,有汽车分配表、提车发货单、原始记事记录、证人证言为证,证据确实、充分,足资认定。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86年5月22日判决:被告人林桃森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非法所得36000元予以追缴。 被告人林桃森,不服一审判决,以没有同李玉林勾结倒卖进口汽车,牟取暴利,从中分赃的犯罪事实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林桃森身为领导干部,无视国法,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有关部门批车和责成其下属业务人员卖汽车给李玉林进行倒卖,牟取暴利,从中分赃36000元,其行为已构成投机倒把罪,且投机倒把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原审判决定罪量刑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林桃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1986年6月19日裁定驳回林桃森的上诉,维持原判。⑽两审判决认定林桃森分赃的事实仅仅是被告人李玉林的供述和李妻的证词,为此二十多年来,林桃森一直不停的申诉。李玉林和李妻也多次推翻了以前的指认。2004年,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林桃森无罪。林桃森再审案说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不一定可靠。
证人证言是指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或其他待证事实,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作的陈述。1980年河南省安阳市倒卖汽车案主犯陈希海、曹振山以“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下酒为军”的手法,把九十五名国家工作人员拉下了水,牟取暴利130万元,原国家一机部汽车总局计划处副处长闯家庆,副科长芦耀宽为陈、曹二犯批购汽车150辆。案发之后,汽车总局为闯、芦两人出具书面证言:“目前看不出闯家庆、芦耀宽与陈曹二犯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分析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是利用业务之便,代买东西,并发生了一些私人间的经济问题。”这纸证言以“一些私人间的经济问题”掩盖了受贿的情节,因而是虚假的。
又如湖南省安化县瞿翠君谋杀丈夫案, 被告人瞿翠君用剧毒物水莽藤煎水拌鸡蛋给丈夫喝,造成丈夫死亡,瞿翠君不承认谋杀亲夫。其二儿子(15岁)作证说“是和父亲同时吃的鸡蛋”,三儿子(10岁)作证称“吃的鸡蛋是父亲给的”。经过检察院复核,证明被告是下午四时许用水莽藤煎水拌鸡蛋给其丈夫吃的,其二儿子是放牛回来后单独吃的鸡蛋,三儿子是放学回家时被告给的鸡蛋,被告教其两个儿子做假证。被告人二儿子重新作证说不“是和父亲同时吃的鸡蛋,是放牛回来后单独吃的”,被告人三儿子重新作证说“吃的鸡蛋不是父亲给的,而是母亲给的,”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这一案例说明证人证言因为证人同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被诱骗而出具假证不能采信。
当事人的陈述是指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就案件的事实,向审判机关作的陈述。如中国南京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景德镇分公司诉马某斌涉台劳务索赔纠纷案,原告诉称:被告马某斌原系某饭店厨师,1994年报名应聘外派远洋渔船厨师,面试后签订[招聘远洋渔船渔民劳务合同],经体检合格并办妥护照等各种手续后,搭乘国际航班赴新加坡离岸上船。工作仅五天马某斌因私事回国,违反双方订立的劳务合同,要求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被告辩称:被告在渔船上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厨师范围,是因劳累得病被解雇回国,根本不是因私事而归。庭审中被告陈述,在富吉利渔船上每天要做42人的饭菜,根本未享受厨师待遇,分明是勤杂工。并且陈述自己是因病被解雇回国。原告举证几份书证,其中一份为金辉海运私人有限公司遣返证:厨师马某斌,因上船后无法胜任厨师一职,本人自行要求回国,因此船东予以遣返,今特以此证明为证。第二份书证为自愿离船同意书:本人马某斌于搭富吉利号船期间,因不适应船上工作,无法胜任艰巨之工作,自愿请求辞职,请予遣送回国。本人愿意承担遣送回国之一切遣送费用,以及在外一切责任。在离船之日起,本人之一切行为概由本人承担,恐口无凭,仅立此书。船长和马某斌都在自愿离船同意书上签了字。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采纳了以上书证为定案证据,于1995年6月15日以(1994)珠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马某斌赔偿原告损失计人民币9677.10元。诉讼费500元由被告承担。
鉴定结论是指具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根据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结论性的意见。 有人称鉴定结论为“科学的判决”,但鉴定结论有时也可能发生错误,诸如:鉴定时所掌握的材料不充分,该门科学的发展水平不高,鉴定手段不科学,技术设备不够先进,鉴定人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不够,鉴定人的工作态度不端正等情况下所作出的结论就会有偏差,有缺陷,不能真实反映案件或其他待证事实。 对鉴定结论,应注意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是否具有解决某些问题的专门知识,进行鉴定掌握的材料是否充分,方法是否科学,鉴定结论是否符合逻辑,有无矛盾。 如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龚某某诉被告戴某某借款一案,原告龚某某当庭出示被告戴某某出具的原始借据,欠条记载:“今欠龚某某现金7400元整。欠款人戴某某 95、8、2。”。戴某某经质证,声明欠条是他打的,但欠款金额已被涂改,在400元的“4”前面加了个“7”,变成了7400元。由于原告、被告都无法提供其他证据。欠条的真伪成了判案的唯一依据。根据被告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关对欠条笔迹进行鉴定。鉴定机关以(1996)益鉴字05号[笔迹鉴定书]认定:“送检欠条系蓝墨水钢笔书写,字迹书写自然,与戴某某书写字迹比较,其书写水平、字形字体、单字及阿拉伯数字的写法、运笔、笔顺等本质特征相符。故送检欠条是戴某某所写。”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判令戴某某清偿原告欠款7400元及逾期利息。一审判决后戴某某不服,以只欠龚某某400元,本人出具的欠条金额已被涂改为由提起上诉,要求重新鉴定。二审法院委托高级法院技术鉴定中心重新鉴定。1997年1月8日高级法院技术鉴定中心[笔迹鉴定书]认为:“送检欠条中的‘7’字书写笔迹正常,无断笔、重描现象,且书写位置与其他字的间距无拥挤之状,放大镜下看‘7'字的墨水的色泽、笔划的划痕与其他字的墨水色泽、笔划痕基本一致,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相同的书写习惯。从而得出送检欠条是戴某某亲笔所写,其欠条上的‘7'字不是增添的字的结论。”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原被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被告应如数偿付欠布款并支付利息戴某某提出其所出具的欠条内容被龚某某涂改之主张无据证实不予认定。戴某某提出申诉,法院委托省检察院进行高科技分析鉴定,经VSC-1鉴定仪鉴定:“7”字的荧光反应明显不同于欠条上的其他书写字迹,根据不同物质有不同的荧光反应,得出送检欠条中的“7400”的“7”是后来增添的结论。面对科学结论,龚某某不仅承认添改欠条的事实,还如实交代了添改欠条的经过。因此可见,证据的真伪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从而影响案件审理结果,而鉴定结论作为‘科学法官'在法院审理案件中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⑾
2003年6月6日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杨叶镇村民李某,被人持刀强奸得逞。由于布控警察的追捕,嫌疑犯裸身逃脱,其衣裤、鞋子、刀等多件物品遗留在作案现场。此前6月4日一蒙面人曾持刀窜进李家强奸未遂;6月5日蒙面人持刀窜进李家对李某强奸得逞。6月6日李某向警方报案,警方当即布控。6月7日,嫌疑犯留下的精斑等物被送往有关部门检验。 一个月后,村民李端庆被村干部带到一家私人诊所,由一名个体医生抽取了血样。十天后,公安局对李端庆血样的DNA鉴定结论出来了,证实李某阴道内的精液系嫌疑人李端庆所留。公安局拘留了李端庆。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端庆供认了李某的经过。在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端庆有罪的主要证据是被告人李端庆在公安局所作的供述,核心证据是DNA鉴定结论,该结论称被害人李某的内裤、毛巾等物品上所留精斑的DNA与被告人李端庆的DNA检测结果相符。被告人李端庆的辩护律师提出:1、嫌疑人留在现场的球鞋是42码,而李端庆是39码;2、嫌疑人个子高大,而李端庆个子中等;3、嫌疑人遗留在作案现场的T恤、裤子,李端庆从没穿过,也买不起;4 、嫌疑人体格健壮,而李端庆体魄弱小,腿脚还有残疾;5、邻居家一中学生证明6月4日与李端庆在一床睡,李端庆家人证实李端庆6月5日、6月6日在家从未出去过,没有作案时间和条件;6、DNA鉴定结论取证程序不合法。李端庆则当庭翻供,提出是警方刑讯逼供。鄂城区人民法院决定对李端庆重新抽血鉴定。2004年1月初,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湖北省公安厅通过对李端庆血样的DNA鉴定,均证实李某的内裤、毛巾等物品上的精斑非李端庆所留。鉴定结论出来后,为了慎重,再次对李端庆重新抽血送检。经公安部权威鉴定机构对李端庆血样进行DNA技术分析,DNA鉴定结论再次排除了李端庆作案嫌疑。李端庆被取保候审。⑿此一案例也说明高科技证据的收集程序不能出任何差错,由个体医生抽取犯罪嫌疑人的血样,不但程序是否合法成为问题,而且证据来源也有疑虑。
1915年美国美籍德裔人斯蒂德,被认定枪杀了七十多岁的农场主查尔斯.费尔普斯及其仆人,斯蒂德一审被判死刑,律师为其上诉,请求鉴定斯蒂德所持枪支的枪体。鉴定人证明该枪支在四五年内从未发射过;试射的结果证明这支枪射出的子弹与从被害人身上取出的子弹明显的不同;经过技术检验滑膛线所射的凹槽也大相径庭。斯蒂德被无罪释放了。
1982年,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法院通过亲子鉴定调解了一起非婚生子女抚养纠纷,原告李某某(女)因被告林某不承认非婚生子女林洁是他所生,故起诉要求被告林某负担女孩抚养费和产期所花去的医疗、营养费用。被告林某不承认女孩是其所生。经上海市中心血站对林某、林洁、李某某进行血型检验,1982年10月13日出具沪血(82)第14号[亲子鉴定报告“三、结果分析:根据李某某和林洁血型,可以推断林洁的生父带有e,M,HLA-A11,Bw6和Cw3基因,林某带有所有这些基因,不能排除林某与林洁有父女关系。”林某承认与李某某发生两性关系,女孩林洁确系他亲生的事实,并愿就抚养费和产期所花去的医疗、营养费用进行调解。1982年11月9日,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法院制作(82)南民字第333号[调解书],确认双方的调解协议。
勘验、检查笔录是指在诉讼程序中司法人员进行勘验、检查活动的客观记载。 现场笔录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在现场对案件发生的过程的客观记载。 现场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场时过境迁以后,就有可能失去客观真实性。而且,由于业务能力、技术水平、技术设备等条件的限制或基于认识上的偏见和写作水平的低下,在 勘验、检查笔录和 现场笔录中存在着应有的却没有,或不全面、不准确的情况。对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应注意审查现场是否是原状,是否被破坏、被伪造。被检对象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有无伪装或变化,勘验、检查人员的业务水平,所使用的勘验、检查工具等等。
如1999年5月4日原告胡某某向法院起诉被告某地基处理工程公司侵权纠纷,诉状称“被告在和某某中学施工打井中,因被告在施工当中需排水,而被告将水紧靠原告的墙排放,造成原告的墙基下沉,墙体裂缝,而且越来越严重。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因施工而造成原告房屋损失。”被告代理律师到现场调查,原告的墙基下沉、墙体裂缝属实。但被告施工打井排水处离原告房墙有十几米远,房墙不可能有影响。故申请法院现场勘验,法院邀请两名工程师去现场,双方当事人也到场指认,勘验笔录记载了房屋的方位图,房屋的损坏程度。被告施工打井中排水设施位置及排水水流方向,与原告房墙距离。在XX中学院内紧靠原告的房屋两米处,有一离地表一米五深的洞坑,直伸向原告房屋下面几米远。并将1998年某市发生特大洪水,原告房屋和某某中学均被洪水浸泡的事实记录在案。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 原告经询问有关技术人员后自动撤诉。一场民事纠纷被现场勘验证据所化解。
又如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中关于现场照片证据的认定,原告罗伦富因不服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对其子康忠华(已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被告交警队未将事故路面施工单位追加为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就以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这个责任认定与被告的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中载明的事故路面施工现场上无任何标志牌、防围设施、值勤人员提前下班等事实相矛盾,该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撤销被告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被告重新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证人肖安良、梁开基、陈延喜的[证言笔录],证明施工过程中施工路段实行车辆单行道通行,采取的措施是定人定点,从早上 6点到晚上 10点执勤,但事故时已无人执勤。2、[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地段的施工路面堆放有大量炭渣。交警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被告向法庭提交了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立的施工标志牌照片和事故现场照片6张,用以证明施工单位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66条第2、3款的规定,在泸隆路 38 KM处隆昌至泸州方向、41 KM+ 200 M处泸州至隆昌方向设有明显的标志牌和安全设施。但原告罗伦富以自己提交的证据 1予以反驳交警队的照片证据 。法院采信了交警队的照片证据。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于 2001年 1月 26日判决:维持交警队 2000年 10月 19日在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原告罗伦富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责任认定证据,上诉人罗伦富认为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此次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被上诉人交警队未答辩。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公路情况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上诉人罗伦富的质证理由成立。该证据对本案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确认;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松滩桥上,事故发生时桥面堆放着炭渣。该桥面是否属于整修范围,是否准许堆放炭渣,堆放炭渣而不设立安全标志和防围设施是否合法,这种行为与此次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交警队既没有认定也没有排除,因此该事故责任认定属事实不清。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查明事故原因。被上诉人交警队对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罗伦富的上诉有理,予以采纳。于 2001年 4月 24日判决:判令被上诉人交警队对 2000年 9月 5日发生在泸隆路 41 KM处的重大交通事故的责任重新进行认定。 ⒀
不属于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的案件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原告张某与被告崔某欠款纠纷案。2002年10月,张某与崔某开始有购销玉米的业务往来,11月张某送货时,崔某未给货款,出具两万元的欠条。张某索款无果后,于2003年1月诉至法院。崔某辩称已分四次付清了货款,但由于自己无法举证,申请法院对两人做心理测试(俗称测谎仪测谎),法院在征得张某的同意后,委托有关机构对四次付款情况,分别对原、被告进行了心理测试。测试结论认为,张某说谎。
但心理测试结论并不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1999年9月10月给四川省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批复》中解释:“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认可测谎鉴定结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功用,实际上认可了它的合法性。”法院认为,虽然心理测试结论认为张某说谎,但由于心理测试的结论并不是合法的证据形式,没有法定的证明力,在没有其他原始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无法采纳。据此判决崔某归还张某货款。 ⒁
第二节 证据的特征
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认定了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特征,该规定第50条:“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 证据的证明力反映了证据的关联性,而证据的关联性又以真实性为前提 ,以合法性为基础。
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证据是存在和发生过的真实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测、想象或者虚假的东西。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作为证据的事实同客观外界的事实所共有的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第44条:”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7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 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第65条:“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46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出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第63条:“人民法院 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56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一)证据形成的原因;(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62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1994年12月11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1994)黔东刑初字第8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查明:“被告人罗某某于1994年9月29日15时许,敲开本单位女职工龙某某(被害人、22岁)宿舍门,借故同龙说话为由,对龙进行调戏,遭到龙的辱骂,罗某某害怕被人听见,就用双手扼住龙的颈部,龙奋力反抗,将罗某某的头正中前額、右耳、右肩等处抓伤。龙被扼昏后,罗即对龙实施强奸,奸后,见龙未死,又用双手使劲卡龙的颈部,确认龙己死亡后,才将龙抱至床上,脱去龙的外衣裤放在桌上,又用被条盖住龙的尸体,旋即逃离现场。对此不仅有被害人亲属的控告,被告人罗某某有作案时间,而且有报案记录、现场勘验笔录、尸体检验和鉴定结论等证据在案佐证。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为,龙某某死亡原因为扼死,阴道拭物含人精液,血型‘O'型;龙某某血型为‘B'型,罗某某血型为‘O'型,唾液为‘O'型。被告人罗某某所受损伤系被指甲抓掐所致,属轻微伤。在庭审中,被告人罗某某否认其、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罗某某的辩护人均作了既不肯定被告作案,也不否定被告人是罪犯的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认定。”判决:“被告人罗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罗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辩护律师提出辩护观点:1、报案人 龙某某说自己并未目击案发经过,报案记录上也没有自己签字或手印;2、案发当天有数人(包括报案人龙某某)证明被告人罗某某身上没有伤痕,此外杨某某等人证明被告人罗某某没有作案时间;3、尸检报告鉴定书认定被害人死亡时间与判决认定被害人死亡时间不一致;4、血型鉴定只能作排除认定,而不能作同一认定。要求作DNA鉴定。1996年2月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5)黔刑终字第63号[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与尸体检验报告认定的死亡时间确有矛盾;被告人罗某某的血型与提取被害人阴道拭子的血型虽然相一致,但不具有排他性;被告人罗某某身上的损伤亦并非指甲抓掐所致。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对罗某某的血型与提取阴道拭子应作进一步鉴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结论认为:现场提取的精斑,经DNA基因型鉴定,不是罗某某所留,故排除罗某某作案的可能。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罗某某犯杀人罪没有确凿证据,应予否定。上诉人罗某某上诉理由、二审辩护人辩护意见有理,应予支持。判决:上诉人罗某某无罪。”该案中侦查机关提供证实犯罪嫌疑人罗某某有罪证据,包括报案记录、现场勘验笔录、尸体检验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但报案记录中报案人 龙某目击案发的经过、对罗某某人身检查笔录中指甲抓掐所致伤痕、尸体检验笔录中的被害人死亡时间内容均是虚假的,不具有真实性。血型鉴定虽然相一致,但不具有排他性。
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所谓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与待证事实有联系,关联性是作为证据的事实同客观外界的事实区别开来的个性,关联性是证据最本质的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6条 :“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讯问或者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第146条 :“询问证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一)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前款规定也适用于对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鉴定人的讯问、发问或者询问。”第147条 :“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第163条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与案件无关、重复或者互相指责的发言应当制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第66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7条:“审判人员应当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辩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发言与本案无关,审判人员应当予以制止。”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第49条:“法庭在质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
试举一例,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故意杀人一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昆刑初字第394号刑事判决书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此案中,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的'科学'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结论;泥土成分分析结论;对射击火药残留物所作的拉曼光谱测试结论;对杜培武进行的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有十一位工程师级刑侦技术人员出庭就鉴定结论作证。鉴定结论印证杜培武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认罪口供,而全然不顾杜培武在法庭上以血衣和伤情证实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的辩解,亦不采纳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杜培武以其原有罪供述是在被刑讯逼供下说的假供等为由提出上诉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云高刑一终字刑事判决书认为“其否认杀人的上诉理由和其辩护人对杜所作的无罪辩护意见因无具体的证据加以证明,该上诉请求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又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刀下留人',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八个月后,‘杜培武杀人案'的真凶在另案中落入法网,并主动交代了杀人的犯罪事实。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杜培武无罪。大量的‘科学'证据因为与案件事实没有联系而被最终排除。这一案例也证明虽然运用高科技技术对判断证据是有帮助,但高科技技术并不能解决审查判断证据的一切困难。
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审查属实,并且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从而具有证据的能力。无证据资格则不能被采纳为证据。
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也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在美国就是著名的‘毒树之果'法则(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说的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定有毒。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将被法院所排除。发生在美国的‘毒树之果'案例最著名的当属辛普森案,世界各国法学家都将其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范例。1994年6月12日,前美国橄榄球明星奥兰特尔.詹姆斯.辛普森(O.J.Simpson)在洛杉矶伦特伍区其妻尼科尔家门前,谋杀了尼科尔和仆人罗纳德戈尔德曼。庭审中控方提出的证据包括:1、在现场发现的喷溅血迹,其血型与辛普森的相同;2、一双浸血的短袜,其血型与受害者相符;3、在辛普森的房子后面找到的一只沾有血污的手套,与在谋杀现场的另一只相匹配。辩方提出反驳:1、从辛普森身上抽取的血液样本的试管,在警方保管期间减少了1.5毫升血量;2、在谋杀案发生两星期后,检验过那双短袜的两名辩方专家证实他们没有见过血污的迹象(控方不得不承认该血污是在四星期后被发现和报告的);3、短袜上的血样被发现含有EDTA(一种加到血样里的以防凝结的防凝剂);4、那副手套辛普森根本戴不上。1996年9月6日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而在被害人亲属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辛普森被判决赔偿被害人亲属巨额损失。
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 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146条:“询问证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二)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三)不得威胁证人;(四)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前款规定也适用于对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鉴定人的讯问、发问或者询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1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 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中强调“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30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第31条:“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5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第57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第58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60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第61条:“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第62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第39条:“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相互发问,或者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时,不得采用引诱、威胁、侮辱等语言或者方式 。”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如一起合伙纠纷案,原告胡某某在庭审中举证一张被告亲笔所写便条”还欠胡某某2448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笔迹是自己的,但原告不是正常途径得到的。被告代理律师提出这张便条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1、证据采集必须合法,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3月6日(1995)法复2号批复:‘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2、这张便条既不是通常格式的借条、欠条、协议,没有被告的签名,也没有写作的时间、地点,其内容无法推断出定案事实。从形式要件上看,亦无法作为直接证据使用。”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能印证这张便条的真实性,庭后原告提出了撤诉。
在轰动全国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辽刑一终字第1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关于上诉人刘涌、宋健飞、董铁岩及其辩护人所提公安机关在对其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理由及其辩护意见,经查,此节在一审审理期间,部分辩护人已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该证据亦经庭审举证、质证,公诉机关经调查认为:此节不应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和判决。二审审理期间,部分辩护人向本院又提交相关证据,二审亦就相关证据进行了复核,复核期间,本院询问了涉案被告人、询问了部分看押过本案被告人的武警战士和负责侦查工作的公安干警。本院经复核后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最高人民法院(2003)刑提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对影响二审改判的‘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为,刘涌的辩护人出示的证明公安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其取证形式不合法,且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同一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因而未被采信;公诉人出示的‘参与刘涌一案的预审、监管、看守人员的证言和2000年8月至2001年7月9日期间,对刘涌进行的三十九次体检的病志记录足以否认刘涌及其辩护人‘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第三节 证据的判断
证据要真实,证据是待证事实得以证实的依据,如果证据虚假,待证事实也就难以成立,因此证据真实是选择证据的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事实证据,事实必须确凿,作为法律依据,不得歪曲原意。证据要充分,证据充分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有逻辑关系,如果缺乏逻辑关系,必然那就不能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作用。
1913年浙江余杭王家发生一起盗案,9月21日深夜七八个盗匪挖洞潜入王家盗窃,盗匪杀死了王周氏,砍伤了王张氏和王阿凤,在楼上睡觉的庶子王克彬睡梦中被惊醒,召唤家中佣人开枪捉拿盗匪,盗匪夺门而逃。9月22日王克彬去余杭县报案,县知事亲临王家查案,经勘验,只有王周氏、王张氏两人的卧室被抢,其他处未受波及。10月9日王阿凤去余杭县,控告王克彬教唆盗匪入室杀害庶母,并称:盗匪杀害王周氏时,她听见王克彬说‘快杀快杀'云云。10月22日王应氏去余杭县,控告王克彬教唆盗匪入室杀害庶母之罪。当天王克彬被拘禁。过了几天,被盗匪砍伤的王张氏不治身亡。王应氏再次来到余杭县公署续控王克彬教唆盗匪杀害两庶母之罪。一年后王克彬亲戚王曰化供称盗匪是王克彬叫他领来的。1915年4月30日王克彬以教唆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王克彬聘请律师为其上诉,辩护律师一一驳斥了王阿凤等人控告不实之词:
王应氏、王阿凤供称:事发之日,有盗匪六、七人,皆以墨涂面,唯有王克彬教唆之共犯王曰化没有涂面。据查,王曰化与王应氏、王阿凤等人早就认识。岂有其他盗匪均涂面,而已熟识之王曰化反不涂面之理,此其一也?
阿凤报案时称:听见王克彬说‘快杀快杀'云云。为什么在案发当天县知事亲临王家勘验时不提此语?此其二也?
王应氏指控王克彬引盗入室。案件是9月21日发生的,为何过了二十多天才去控告? 此其三也?
二审仍判王克彬死刑。律师代王克彬提起上告,11月大理院三审判决浙江高等审判庭更审。此案被告人王克彬被羁押看守所几近六载,三级审判机关先后判决达九次。其中判死刑两次,判无期徒刑一次,判发回更审三次,判无罪两次,判驳回上告一次。当事人及律师言词辩论四十多次。最终查明:王曰化的证词是在原县审讯时,用刑讯逼供出来的,并非事实,于是,确认王阿凤控告王克彬之词不实,宣告王克彬无罪。 ⒃
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在其推理小说[奇特的被告]中讲述,秋夜九点多钟,六十二岁的高利贷者甚兵卫在自己家中被杀,凶手夺得甚兵卫的装有借据的手提保险匣潜逃,潜逃途中凶手砸坏了保险匣,保险匣中共有借据二十二份,凶手抽取了其中的五份,然后把保险匣扔掉。现场找不到凶手的指纹和脚印,也没有遗留下凶器和其他实物。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将线索锁定在曾向甚兵卫借过高利贷的植木寅夫,警方的间接证据包括:和植木寅夫在‘万牌庄'打麻将牌的中田、前田、西川、柴田的证人证言,还有的‘万牌庄'老板、伙计的证人证言,都证实植木寅夫在九点钟左右离开‘万牌庄',十点钟之前回到‘万牌庄'。证人中村又证实自己在九点零五分光景,从家中卫生间窗子看到植木寅夫向甚兵卫家那个方向走去。而且植木寅夫欠甚兵卫的高利贷已达到七百五十万日元,甚兵卫扬言要将植木寅夫抵押给自己的全部±地和店产正式收归己有,以抵销欠债。两人一直为此争吵不已,植木寅夫常对人说自己要杀死这个老头子。警方逮捕了植木寅夫,植木寅夫作了有罪供述,警察按照植木寅夫的供述,搜集了劈柴作为物证。警察的搜查记录是这样写的:
“警察:你是用什么东西朝山岸甚兵卫的后脑上打的?
植木寅夫:松木劈柴。是放在灶下准备烧火用的那种劈柴。
警察:这劈柴有多长?”
植木寅夫:我想大约有三十公分。
警察:劈柴放在哪里的?
植木寅夫:堆在山岸甚兵卫家的后门屋檐下。我早就考虑过,要杀山岸甚兵卫时就用这家伙来干。
警察:那末你以前就知道那里有柴垛吗?
植木寅夫:是的。
警察:行过凶之后你怎么处置那根劈柴呢?
植木寅夫: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那么你现在到后门口屋檐下的柴垛去的话,还认得出用作凶器的劈柴吗?
植木寅夫:如果他没有被人烧火烧掉,或者没有被人移往别处,我想是认得出的。
警察:第二天早上,接到发现尸体的通知,警察就把现场保护起来了,所以劈柴按原样留着没动。
植木寅夫:那末去现场的话,我想会认得出的。”
带嫌疑犯去现场的勘验笔录这样记载着:“嫌疑犯走到山岸甚兵卫家东侧后门,一看到摞在屋檐下的三十五根松木劈柴,马上看着上面第二层的一根,并用手指着说‘就是这根,我是用这根劈柴行凶的。'搜查人员戴着手套抽出嫌疑犯指着的那一根劈柴,递到同样是戴着手套的嫌疑犯的右手上。嫌疑犯把这根劈柴试着握、放了两三次,又模拟向下打的样子挥动了五六下,说‘就是它,肯定没错。警察先生,自己一度用过的东西,凭握在手里的感觉就能认出来。'接着,嫌疑犯又将附在这根劈柴某一侧的带有树皮的松节出示,说:‘这个松节的样子很眼熟,我把劈柴抓在手里时观看过。'嫌疑犯进而又说:‘警察先生,我的指纹确实应该附在这根劈柴上,请检查一下。当时,我有相当长的时间紧紧握着它,所以右手的指纹应该是留在劈柴上了。'凡此种种,嫌疑犯是持非常配合的态度的。”
在对警察所作的供词中,植木寅夫交待“甚兵卫为我取出坐垫来,案发后,我收拾了坐垫。”在抽取手提保险匣里借据时,由于光线昏暗误把‘猪木重夫'的借据当作‘植木寅夫'的借据而抽取出来。
在检察官审讯植木寅夫的中途,植木寅夫翻案了。他翻掉了对警察所作的供词, 翻掉了最初对检察官所作的供词。检察官把被告对警察所作的供词作为真凭实据予以采用,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青年律师原岛直已奉命担任被告人的国定辩护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植木寅夫提出先前的供词是警察逼供,有关物证等情节是警察诱供。并指出山岸甚兵卫对来借钱的人从不搬坐垫,只会对与金钱无涉的来客搬出坐垫这一细节。还说把‘猪木重夫'错看成‘植木寅夫'也是警察官教他这样说的。庭审中,被告人仅承认自己在九点钟左右离开‘万牌庄',十点钟之前回到‘万牌庄'这一情节,但否认自己杀害了山岸甚兵卫。在法庭上,审讯过植木寅夫的四名警察官一致证实被告人当时的交待是自觉自愿的,被告人以非常气愤的情绪和这四名警察官对质,他用一种睥睨一切的口气说道:‘当时你们不是清清楚楚那么说的吗?身为警察官怎么可以不知廉耻地撒谎呢?为了自己立功受封,难道可以陷害无辜、如此弄虚作假吗?你们这样做,还知不知羞耻?有没有良心?'四名出庭作证的警察官只是一味地予以否定而已,他们招架不住了。辩护律师请法医学者作为‘鉴定之鉴定'的证人出庭,证实造成手掌般的大小头骨扁平化,凶器的宽度至少要有八公分以上,而且是一下子砸成的。呈案的物证‘劈柴'只有四公分宽,勘验笔录记载着被告认为‘我的指纹确实应该附在这根劈柴上,请检查一下。'而作为物证的劈柴和手提保险匣上没有鉴定出被告的指纹。辩护律师申请那些与山岸甚兵卫有交往关系的人们作为辩方证人作证,证人证明‘山岸甚兵卫有对来借钱的人从不搬坐垫的习惯。'同时辩护律师提出‘如果被告是本案的真正罪犯,那未为了达到夺取自己名下的借据这一目的,他当会仔细察看清自己姓名'。开庭三个月后法庭判决:“......综合以上所述---既然本法庭查封的那根证明本案系出自被告所作的松木劈柴确与本案无涉;既然除了被告自己的交待以外不存在其他足以认定凶犯的证据;既然散见在供词中的疑点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归根到底还不能有说服力地、不容置疑地证明被告就是凶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6条,本公诉案件因犯罪证据不足,宣判被告植木寅夫无罪。”(辩护律师原岛直已在有一天浏览了英国法官詹姆斯.海顿的[无罪判决案例研究]后,怀疑植木寅夫是仿照卡马顿这个英国罪犯的作案手法,而逃脱法律制裁的)⒄
这则案例主要涉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物证和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五种证据形式的使用。被告人植木寅夫迎合警察官需要,明知‘松木劈柴'与凶案无关而编造交待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词,并在现场勘验时留下‘我的指纹确实应该附在这根劈柴上,请检查一下'的伏笔。装有借据的手提保险匣有借据二十二份,凶手抽取了其中的五份,植木寅夫在供词中故意作出:由于光线昏暗误把‘猪木重夫'的借据当作植木寅夫'的借据而抽取出来的供述,为将来的翻案埋下了一颗钉子。植木寅夫交待”甚兵卫为我取出坐垫来,案发后,我收拾了坐垫。”的供词与‘山岸甚兵卫有对来借钱的人从不搬坐垫的习惯。'不吻合也是为翻案做准备。警察官滿足于被告招供和取得‘劈柴'作为物证,而忽视进一步搜集有关的证据,仔细地核实证据。从而留下大多的疑点,导致证据不足而使被告翻案成功,律师辩护成功。
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环节,是法庭论辩的灵魂,有位西方诉讼法学者曾经说过,全部诉讼程序归纳起来就是利用证据的一种艺术,这一说法虽然偏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证据在整个诉讼当中的重要地位。庭审质证的过程就是一个证明过程,即运用某些已经确实存在的事实,去证实或说明某些不知道但又需要知道的事实,这个已知的事实就是证据,这个未知的事实就是案件事实。判断证据就是审查评判证据有无证明力,其证明力的强弱大小如何,审查评判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程度,从而得以确定案件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42条 :“ 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46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3条:“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第54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这些规定确立了我国法律真实模式的证明标准。
证据确实,是指证据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经过庭审质证、审查判断,确属对于案件真实情况有证明力的客观事实。证据的确实,不是以人的意志而定,而是以其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来衡量。这种衡量不能估计或假设,也不能主观臆断。因此捏造证据、歪曲证据都违背了确实的原则。证据的确实,就是说证据的内容必須是明确的、具体的、肯定的,含糊不清、笼统、 模棱两可的材料不能当证据使用 。 证据充分是指足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定证据量。这个证据量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规定性,以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为标准,要求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齐全,只有孤证,没有佐证;只有单个证据,没有若干证据予以印证、补充是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定的证据量,不仅体现在整个案件的证据链条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每一个要素的证明上。证据的确实充分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证据确实是以一定量的证据作为必要条件;证据充分又必须以确实为基础。充分中寓有确实、确实又以充分来体现。一个案件的证据是否确实,应当从证据来源的真实性、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证据之间的关联以及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等方面进行审查。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 :“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64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6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庭审辩论、质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 :“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189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第204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第179条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第61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一)有审判时未收集到的或者未被采信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定罪量刑的;(二)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三)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四)据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自相矛盾的;”第8条 :“对终审民事裁判、调解的再审申请,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一)有再审申请人以前不知道或举证不能的证据,可能推翻原裁判的; (二)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三)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第9条:“对终审行政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二)有新的证据可能改变原裁判的;(三)主要证据不充分或不具有证明力的;(四)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
第四节 证明的规则
证明的规则概括起来可分为免证事实规则、自认事实规则、推定事实规则、最佳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补强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程序法定规则、证人资格规则、证据判断规则 等。试举朱杭诉长阔出租汽车公司、付建启赔偿纠纷案为例,原告朱杭因与被告北京市长阔出租汽车公司、付建启发生赔偿纠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朱杭诉称:我在乘坐被告付建启驾驶的被告长阔公司出租车时,癫痫病突然发作。付建启把我拖下车弃于路旁后开车离去,使我的手机、钱包在我昏睡时丢失。二被告没有履行基于旅客运输合同对我应尽的保护义务,不仅给我造成了财产损失,更给我遭受精神和心灵创伤。请求判令二被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赔偿我的财物和精神损失 9800元。二被告认为,作为出租车司机,付建启对原告所犯的疾病无法得知,也没有义务必须了解。付建启按原告的要求将其运送到指定地点,已经完成了在旅客运输合同中己方应尽的义务。付建启在不知原告身患何病又未得到原告任何明示的情况下,未将其送至医院,不为过错,不能因此承担责任,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庭审中认为证明朱杭带有手机、钱包的证人是朱杭的朋友,该证言真实性不强,并指出原告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朱杭是被付建启从车内拖出弃置路旁。法院依职权对朱杭的主治医生、北京天坛医院医生齐某进行调查。齐某就朱杭的病情作证称:朱杭的癫痫病大发作时,首先表现为强直阵挛,持续大约 2分钟后,一般会进入睡眠状态。法庭经质证后,认证如下:双方当事人对法院依职权进行的调查结果均无异议,应作为本案证据。对朱杭所患的是癫痫病,被告方没有异议。被告方既没有证明此次朱杭发病后未进入睡眠状态,也没有以相反证据反驳“一般会进入睡眠状态”的证明。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以推定朱杭此次癫痫病大发作后进入了睡眠状态。对有关丢失手机、钱包的证据,除因证人与朱杭是朋友关系不能轻信外,还因该证据没有证明丢失手机的型号、号码、价值,以及丢失钱包内的钱款数量,不能认证。综合法庭质证、认证的情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付建启在履行运输职责时,对突发癫痫病的朱杭不仅不尽救助的法定义务,反而中途停车,将昏睡中的朱杭弃于路旁,使朱杭处于危险状态下。付建启的行为虽未危及朱杭的生命、健康,但对朱杭的精神造成了一定刺激,侵犯了朱杭作为旅客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被告付建启不救助正在发病的原告朱杭,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一、被告长阔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原告朱杭口头赔礼道歉;二、被告长阔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给原告朱杭赔偿精神抚慰金 3000元;三、驳回原告朱杭的其他诉讼请求。⒅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此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推定朱杭此次癫痫病大发作后进入了睡眠状态的事实时即是运用免证事实规则。
免证事实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67条 :“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75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2)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5)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70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自认事实规则:《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72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第74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1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第22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不予反驳的,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25条:“当事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证据表示认可,庭审后又反悔,但提不出相应证据的,不能推翻已认定的证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65条:“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67条:“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
推定事实规则:《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最佳证据规则:《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 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 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证明力。 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 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49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二)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三)提供报表、图纸、会计账册、专业技术资料、科技文献等书证的,应当附有说明材料;(四)被告提供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者盖章。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对书证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1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物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二)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第12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第13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三)注明出具日期;(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14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6)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第15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64条:“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 “第40条:”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传闻证据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48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8条:“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2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庭审辩论、质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第57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为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作证。”《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1条:“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第46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
证据排除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 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第58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证据补强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71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8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2、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3、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并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4、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1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 ( 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三)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四)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六)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七)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 “
意见证据规则:《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57条:“ 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46条:”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出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程序法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 :“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50条 :“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5条 :“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47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2条:“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33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30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第31条:”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35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57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第60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16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具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证明手续。”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2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证人资格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48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53条:“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证据判断规则: 1、单一证据的审核认定。《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6条:“对单一证据,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1、证据取得的方式;2、证据形成的原因;3、证据的形式; 4、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5、书证是否系原件,物证是否系原物;复印件或者复制品是否与原件、原物的内容、形式及其他特征相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2、全部证据的审核认定。《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6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3、证人证言的审核认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判断数个证据的效力应当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2、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
4、事实自认的证据效力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第74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5、妨碍举证的推定效力。《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证据证明规则:
1、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2、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3、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1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一)鉴定的内容;(二)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三)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四)鉴定的过程;(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六)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
4、相反证据和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4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67条:“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予 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
5、证明力大小的认定。《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3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举不出相应证据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第27条:“判断数个证据的效力应当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1、物证、历史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2、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 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4、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进行综合分析。”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第77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八)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
6、非单独认定的证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7、不能举证不予支持。《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1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7、非法证据无证明力。《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 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57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第58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节 间接的证明
间接证据是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也就是必须与其他证据发生联系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亦称旁证。间接证据在诉讼活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既是司法人员运用逻辑推理,确定案件事实真实性的依据和先导,也是律师论辩,用以鉴别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查明漏洞的有力手段。间接证据除了具有证据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属性,一是条件性:间接证据其证明范围只限于案件事实的一个片断,一个情节,一个侧面,它可以作多种解释,联系哪一方面的事实就倾向于证明哪一方面的事实。二是论证性:由于间接证据本身并不能表达它们相互之间内在的联系性,而这种内在的联系性必须通过运用逻辑思维进行综合分析、正确推理,最后推论出案件真实的事实。三是自然性:由于间接证据量大面宽,容易取得,难于一一毁灭或伪造,这就形成了间接证据自然性强、真实性大的特点。运用间接证据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运用的间接证据必须具有客观真实性,即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还必须查实是真实可靠的;2、运用的间接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即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要有内在联系,不能脱节,不能出现矛盾和不相衔接的情况。3、运用的间接证据必须具有完整性,诉讼中应行证明的事实均取得了必要的证据,均得到了必要的证明,只有达到彼此关联、环环紧扣、互相印证、互相支持、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完整地反映出事实真相;4、运用的间接证据必须具有排他性,运用的间接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建立在协调一致、互不矛盾的基础上,并且足以排除其他的可能性;5、运用的间接证据必须具有逻辑性,必须是在正确的推理形式下,得出唯一的必然的结论,如果结论是或然的,那么案件事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就不能据此定案。以巴拿马易发航运公司与钟孝源等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为例,再审申请人巴拿马易发航运公司因与对方当事人钟孝源等发生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查明:涉案船舶“易发”(TRADEEXPANSION)轮,是再审申请人易发公司所属的巴拿马(PANAMA)籍集装箱货轮,总登记吨位11825吨。1992年11月25日凌晨0219时,该轮从香港启航开往张家港。涉案被碰撞船舶“汕尾12138”号,是钢质拖网渔船,船舶总吨位155吨,船舶所有人为对方当事人钟孝源。1992年11月24日,该船被对方当事人广东省珠海市政府打击走私办公室召用。据“汕尾12138”船渔民称:1992年11月25日凌晨0300时左右,“汕尾12138”船到达担杆岛附近水域;0500时左右,用卫星导航定位仪测定船位(概位)为北纬22°08’、东经114°31’。之后,见到左舷有一艘船开过来,可见其前低后高两盏白灯,右舷灯和几盏淡黄色的灯,在雷达上看到一较大的光点向东移动。“汕尾12138”船即向北偏西航行准备拦截检查该船,同时打开探照灯、警灯、照明灯,连续鸣放短声汽笛,用探照灯照射对方驾驶台所在的方向。当探照灯照射到甲板上时,看到来船甲板上有很多集装箱,船体为黑灰色,驾驶台为白色。“汕尾12138”船横越该轮船头的瞬间,该轮向左转向,船首左侧撞在“汕尾12138”船左舷机舱部位。“汕尾12138”船立即停车,但船头猛向左又碰到该轮左舷并且贴着其船身向船尾擦滑而去,同时被撞部位破损,机舱大量进水,船尾下沉船头逐渐翘起,当船体脱离该轮后不久即沉没。“汕尾12138”船上的人员全部随船落水,肇事船没有对落水人员进行救助,继续向东航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观通站于1992年12月28日制作并提供给广州港监的”对海事船只掌握测报材料”称:1992年11月25日0513时,编号为036批的公安艇在雷达荧光屏上的光点,在北纬22°09’.9、东经114°31’.5的位置上,与编号为847批的外国商船光点发生合批;0520时,编号036批的光点在观通站方位065°、距离14海里处消失。在“测报材料”中,除编号847批向东航行的外国商船外,还有其他7艘由东向西航行进入担杆水道或者进入香港的商船船位记录,但是没有关于从香港开出向东航行的其他船船位记录。11月25日的观通站值班观测员于1993年2月10日向广州港监作证称:“碰撞事故前后,担杆岛附近水域还有几艘船舶,在雷达上观测到其余几艘船都是进香港或往西方向行驶的,往东行驶的只有那艘撞沉了公安艇的外国商船。”根据香港海事处船舶交通管制中心(以下简称VTC)1992年11月25日0416时至0800时的雷达观测记录,当天从香港水道开出往东航行的船舶,除了有再审申请人易发公司所有的“易发”轮(在VTC雷达跟踪记录中,该船的记录代号为W448),还有另一艘集装箱货轮“BARZAN”号(记录代号为W500)。“BARZAN”轮系卡塔尔(QATAR)籍集装箱货轮,登记总吨位20526吨。该轮于1992年11月25日凌晨0314时从香港启航,开往高雄港。VTC雷达对该船的跟踪记录是:0500.6时,W500的船位为北纬22°10’.810、东经114°26’.725,航向101°,航速16节。0514时至0530时,该船经过发生海事的海域。期间,0518.6时船位为北纬22°09’.909、东经114°31’.784,航向102°,航速16.1节;0520.6时,船位为北纬22°09’.823、东经114°32’.332,以后航向基本保持在103°左右,实际航速16.1节左右;0526.6时船位为北纬22°09’.667、东经114°33’.994,向左转向到航向061°,航向改变40多度,实际航速减至13.3节;0528.6时以后逐渐恢复到原来航向,航速也恢复到15节多。1992年11月26日,“BARZAN”轮船长向高雄港提交的《海事报告书》称:我船大副于11月25日0525时,发现一艘小船非常接近船首,遂将自动舵改为手工舵并转舵。小船从我船的左舷擦身而过,此时当地时间是11月25日0527时,我船所处位置为北纬22°09’.8、东经114°34’.5。船长因感受到船身震动,于0530时登上驾驶台,看到小船在我船左舷船尾位置。
从”汕尾12138”船落水的21人,被美国军舰于11月25日0720至0745时救起15人,其余5人死亡、1人被宣告死亡。美国军舰救起落水人员的位置是北纬22°09’.3、东经114°33’.1。同日0850至1945时,英国海军“PEACOCK”号舰艇在出事海域参与搜救。该舰艇逆沉船飘浮物漂流方向搜寻,于1551时根据海面漂浮的柴油带找到不断溢出新柴油的源头,用回声探测仪探测到新的沉船,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测定沉船位置在北纬22°09’.4、东经114°34’.1。后经香港威信海事工程公司、香港环球电仪地理勘探有限公司对该沉船潜水探摸和定位,沉船位置被确定在北纬22°09’.484、东经114°34’.051。1992年11月25日,发生海事的海域晨光始为0617时,日出为0641时,月出为0719时(前一日的月没为1729时);发生海事时,是无月的黑夜;偏北风,风力2-3级;0440时低潮,平流时间约30分钟,1140时高潮,平流时间约50分钟;涨潮流速最大0.6-0.8节,冬季海流一般流速0.5-0.6节,流向西南。1992年11月30日,”易发”轮驶抵张家港。12月1日至5日,张家港港监对该轮进行海事调查,对其左舷从船首至船尾进行拍照,并于12月2日制作了“易发”轮现场勘验笔录。该笔录指出:“易发”轮左舷前肩后方至舷梯处长约100米左右的范围内,存在断断续续指向船尾方向的擦痕,船体中部及其后的擦痕尤为明显。其中,船体中部水线以上3.5至5.4米处长约7-8米的一段擦痕,漆膜损伤较重,由外及里露出里层灰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漆层;距水面0.9米高处有一黑色直线条状擦痕,从船体中部稍后开始至舷梯附近消失。张家港港监采集了“易发”轮油漆损伤部位和无损伤部位的两份漆膜样品。广州市公安局于1993年1月9日对这两份漆膜样品进行红外光谱和红外显微镜检测,对照油漆样品是“汕尾12138”船船主钟孝源提供的。检验数据显示,有的对应峰值相差50多个波数。检验结论为:送检的从“易发”轮提取的油漆中,含有与对照样本油漆相同的成分。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五位海事专家对本案的碰撞事实进行了技术鉴定。《技术鉴定报告》认为:根据当时风、流情况,可以推定沉船位置应在落水人员被救起位置的东北方向;救起落水人员的位置及“PEACOCK”舰船搜救发现不断溢出新的柴油的沉船位置与当时风、流情况吻合。综合数人关于能见度的陈述,当时的视距在5海里左右;从“汕尾12138”船人员约0500时以后看见大船灯光到与大船碰撞,需航行20至18分钟左右,因此碰撞时间不应是0513时,而是更晚的时候。“易发”轮在0510-0516时航向不变,与渔民陈述肇事船在碰撞时曾突然向左转向不符;如果是“易发”轮碰撞“汕尾12138”船,船员落水后应能看到一艘大船(“BARZAN”轮)从落水人员附近(距离不足185米)经过,但落水人员都没有陈述看见另一艘大船经过;如果是“易发”轮在北纬22°09’.9、东经114°31’.5碰撞“汕尾12138”船,根据“汕尾12138”船当时用车舵情况、余速、碰撞后很快沉没和当时的风、流情况,沉船位置应在碰撞位置西南方向,“汕尾12138”船不可能逆水漂移2.4海里到达现在的沉船位置,因而碰撞位置不可能是北纬22°09’.9、东经114°31’.5。”易发”轮是以14-15节的速度航行,如果是“易发”轮碰撞“汕尾12138”船,应造成“易发”轮船首左侧明显的凹陷或损坏,但“易发”轮船首左侧没有损坏,“易发”轮左舷油漆擦痕与“汕尾12138”船体左舷缘和驾驶台左上缘所能造成的上下两条擦碰痕迹不太相符。香港VTC记录的W500(即“BARZAN”轮)经过出事海域时,曾有大幅度向左转向,与“汕尾12138”船船员陈述一致,“BARZAN”轮船长的《海事报告书》也予以证实。该《海事报告书》报告发生海事的位置在沉船位置的东北方向,符合“汕尾12138”船被碰撞后,船舶在风、流影响下,向下风、流方向漂移的客观规律;“BARZAN”轮较“易发”轮后经过该海域,与“汕尾12138”船人员落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大船经过附近的情况相符。鉴定结论:一、认定“易发”轮是碰撞“汕尾12138”船的肇事船的证据尚显不足。二、不能排除“BARZAN”轮是碰撞“汕尾12138”船的肇事嫌疑船的可能性。 此次船舶碰撞事故后,对方当事人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广州海事法院依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不同分立为三个案件。一审判决认定:“易发”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37条的规定,于1992年11月25日0513时与”公边001”船在北纬22°09’.9、东经114°31’.5发生碰撞,致“公边001”船沉没。易发公司应对碰撞造成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易发公司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局部海流情况复杂,易发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结论。而且,易发公司不能提供W500就是“BARZAN”轮的确凿证据。因此,易发公司否认“易发”轮是肇事船的理由不够充分,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易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正确。遂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易发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对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假证。观通站的“测报材料”和证词均称,易发轮是当时唯一东行的商船,肇事船非“易发”轮莫属,这与事实不符。有充分证据证明:发生海事时还有一艘被VTC跟踪并赋予代码为W500的卡塔尔籍集装箱船“BARZAN”轮,从香港出来向东开往高雄港,且曾于1992年11月25日0527时在海上与一艘小船相碰,位置就在沉船位置附近。2、易发公司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VTC雷达记录的W500就是“BARZAN”轮。根据VTC的跟踪记录,在11月25日0426.6时前,对“BARZAN”轮标记为“BAR01”,在0428.6时后改为代码W500,“BAR01”和W500的船位航迹线是连续的。如果W500不是“BARZAN”轮,那么0426.6时以后的“BARZAN”轮何去?0428.6时以前的W500何来?还有,“BARZAN”轮船长的《海事报告书》中报告,该轮11月25日0527时的船位与VTC记录0527时W500的船位一致。《海事报告书》原件存放在高雄市地方法院,是经过该法院公证的有效法律文书。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也不得不承认该文书的真实性。原审判决书对此《海事报告书》竟然只字不提。3、潮流的运动总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当时当地的潮流流向西南。“BARZAN”轮发生海事的位置在沉船和落水人员被救起位置的上游方向;而观通站提供的光点合批位置和光点消失位置在落水人员被救起位置的下游约3海里,机舱进水的小船及落水人员是不可能逆水漂流3海里的,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原审判决认为:“由于局部海流情况复杂,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结论”,这个认定违背了科学,不实事求是。4、珠海打私办征用渔船缉私,是违法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BARZAN”轮船长的《海事报告书》经过法定程序公证,对方没有任何证据就推翻了这一公证事实。原审法院不将其作为证据采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章第67条的规定。2、原审法院在没有获取观通站“测报材料”的证据原件或真实的复印件的情况下采纳该“证据”,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是海上交通安全的行政管理法律,没有如何划分船舶碰撞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国是《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缔约国,无论“汕尾12138”船是渔船还是公务船,都应当适用该公约所附的《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来解决船舶碰撞纠纷。原审法院不适用该规则,却适用海上交通安全法判令“易发”轮承担全部碰撞责任,是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对方当事人钟孝源答辩称:1、观通站提供的两目标合批资料证实,合批时W500还在距我船1海里多的地方,况且香港海事处始终没有认明W500就是“BARZAN”轮。渔民的证词,广州港监在雷达观通站的取证和VTC提供的证据,张家港港监调查取得的证据,广州市公安局的油漆化验报告和广州港监局对本次海事的调查分析报告都能证明“易发轮”是肇事船,原审判决易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是正确的。2、高雄地方法院”切结书”公证的《海事报告书》,只能证明该《海事报告书》是由该法院提供的而已。该《海事报告书》中,没有“与一小船相碰”的陈述。3、美舰救起落水人员的位置距离光点消失处的方位0.8海里,“逆水漂流3海里”没有证据。对方当事人打私办答辩称:1、打私办是根据中央上级指示精神和职责,召用“汕尾12138”船参加海上缉私。缉私时,由打私办派出缉私工作人员指挥,船名启用“公边001”,”公边001”缉私船是在我国海域内执行公务的公务船。根本不存在非法征用渔船为打私船的说法。2、本案众多证据证明撞沉正在执行公务的“公边001”的肇事船就是“易发”轮,证据确凿。易发公司否认撞沉“公边001”船的事实,意在推卸法律责任和逃避法律制裁。3、易发公司为推卸法律责任,谎称香港海事处证实W500是“BARZAN”轮,并故意译错“BARZAN”轮的海事声明。香港海事处从未出具过文件证明W500就是“BARZAN”轮。4、“公边001”船是在执行公务时被“易发”轮故意撞沉,“公边001”船不存在任何过错。“易发”轮不顾它船人命安全,逃离现场,造成6人死亡的重大事件。不能将此事件理解为通常的船舶碰撞事故,而按一般船舶碰撞事故来划分碰撞责任。对方当事人苏香告、钟武等19人答辩称:1、当日获救的落水人员中,钟武、麦永、梁富敏在回答香港水警和“STARLING”船长时说:大约0510时船被碰撞,碰后大约经10分钟后沉没。三人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分别陈述碰撞和沉船时间的,是经救起即作的证词,是本案第一手资料,也是重要证据。2、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只有“易发”轮符合撞沉“公边001”船应当具备的所有条件。3、易发公司关于W500是“BARZAN”轮、“BARZAN”轮船长说过碰撞小船、当时当地的水流等举证,均已被一、二审法院据理不予认定。综上所述,足以证明肇事船就是“易发”轮。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本案中关于“汕尾12138”船与“易发”轮发生碰撞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只有能够相互印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相互矛盾的间接证据,不能认定。美国军舰“STARLING”号是救助人,其报告救起落水人员的位置为北纬22°09’.3、东经114°33’.1,是第一手原始证据。美舰在约25分钟时间内救起15名落水人员,说明落水人员相距不远,与落水武警战士的证词一致。原终审判决对救起落水人员位置的认定正确。根据参与搜救的英国海军”PEA-COCK”号舰长的证词,该舰搜寻新沉船的方法是科学的和客观的;当日及发生本次海事前,没有其他船舶在该水域沉没。因而可以认定“PEACOCK”号舰长指明北纬22°09’.4、东经114°34’.1有一沉船,即为“汕尾12138”船。张家港港监对“易发”轮进行现场勘验的勘验笔录和拍摄的“易发”轮照片是客观和及时的,当事人各方对该勘验笔录和照片的证明力均未提出过异议,应作为证据使用。据“汕尾12138”船的“海事报告”和渔民陈述,肇事船的船首左侧碰撞“汕尾12138”船左舷机舱部位致机舱进水后很快沉没。广州市公安局对从“易发”轮提取油漆漆膜所作油漆检验报告中,有的对应峰值相差50多个波数,检验报告的结论是”含有与对照样本油漆相同的成分”,而不是成分相同。该检验结果不能证明在“易发”轮油漆损伤部位留有的非本船的油漆,是“汕尾12138”船的油漆。观通站的“测报材料”中,编号036批光点从合批到消失的航迹,与渔民陈述“汕尾12138”船被碰撞后的航向航速不符。“汕尾12138”船本次出海航行9个多小时,仅在0500时左右测了一个船位(概位),没有航向航速变化的准确时间和记录,观通站据此从雷达荧光屏上众多渔船光点挑出来的记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证明客观事实。原审判决认定编号036批光点的航迹与“汕尾12138”船航迹基本一致不当。香港海事处提供的跟踪记录表明:代码W500的船舶0517时和0520时先后经过所谓编号036批光点合批位置和光点消失位置附近向东航行,相距不足1链。“测报材料”显示发生海事当日0100至0732时,从香港出来向东航行的外国商船只有一艘,与香港海事处提供的“BARZAN”轮出港情况、VTC跟踪记录、“BARZAN”轮海事报告等证据相矛盾,“测报材料”关于发生碰撞事故的当时当地的相关船舶动态情况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测报材料”不是原始记录,也未依法与原始记录进行核对。综上,该“测报材料”在反映船舶碰撞事实上,存在自相矛盾并与其他证据相悖,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予采信。综合“易发”轮船首没有碰撞痕迹和损伤,从“易发”轮左舷提取的附着油漆与“汕尾12138”船的油漆不完全相同,“易发”轮经过出事海域时没有大幅度向左转向和减速,对方当事人主张的碰撞位置与沉船和落水人员被救起位置的相对态势不符合当时当地的潮流,在发生海事时还有一艘从香港出来的集装箱船经过出事海域向东航行等客观事实,认定“易发”轮是肇事船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易发”轮是肇事船,属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对方当事人在答辩中提出,肇事船当日0300时以前从薄寮东水道出香港以及“汕尾12138”渔船碰撞后没有停车的主张,因没有证据佐证,不予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易发”轮是撞沉“汕尾12138”船的肇事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错误,判决再审申请人易发公司承担“汕尾12138”渔船船舶碰撞所造成的财产和人身伤害损失,是判处不当,应当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3)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18日分别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三份第二审民事判决; 二、撤销广州海事法院关于本案的三份第一审民事判决; 三、驳回对方当事人钟孝源、珠海打私办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对方当事人苏香告、苏其荣、李兴、陈花、刘耀雄等人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对方当事人钟武、钟木火、苏祖旺、苏旺、苏华、徐蓬、钟才宝、钟家荣、钟家忠、卢志华、蔡激、刘国保、梁富敏、毛向武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各案中的对方当事人负担。其中,鉴于苏香告、苏其荣、李兴、陈花、刘耀雄等人的亲属在本次海事中死亡,家庭生活困难,决定免缴。钟武、钟木火、苏祖旺、苏旺、苏华、徐蓬、钟才宝、钟家荣、钟家忠、卢志华、蔡激、刘国保、梁富敏、毛向武等14人应当负担的二审诉讼费,予以免除。⒆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首先肯定本案定案根据均是间接证据,主要包括:1、“测报材料。” “测报材料”显示发生海事当日0100至0732时,从香港出来向东航行的外国商船只有一艘,与香港海事处提供的“BARZAN”轮出港情况、VTC跟踪记录、“BARZAN”轮海事报告等证据相矛盾,“测报材料”关于发生碰撞事故的当时当地的相关船舶动态情况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测报材料”不是原始记录,也未依法与原始记录进行核对。综上,该“测报材料”在反映船舶碰撞事实上,存在自相矛盾并与其他证据相悖,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予采信。2、从“易发”轮左舷提取的附着油漆与“汕尾12138”船的油漆不完全相同,广州市公安局对从“易发”轮提取油漆漆膜所作油漆检验报告中,有的对应峰值相差50多个波数,检验报告的结论是“含有与对照样本油漆相同的成分”,而不是成分相同。该检验结果不能证明在“易发”轮油漆损伤部位留有的非本船的油漆,是“汕尾12138”船的油漆。3、专家分析,在肇事船船首左侧应当留有明显的碰撞痕迹,但据照片和勘验笔录可以看出:在“易发”轮船首(左侧)没有擦碰痕迹,更没有明显的凹痕或船体损坏。对方当事人亦承认现场勘验时,在“易发”轮船首没有碰撞痕迹的事实,此事实应予以认定。“易发”轮船体中部及其后的油漆擦痕,不足以显示是碰撞并致使“汕尾12138”钢质渔船沉没的痕迹。4、国家海洋局南海海洋信息中心关于1992年11月25日发生海事海域的潮流证明,与中、英版海图、潮汐资料、英国海军“PEACOCK”号舰长的证词等证据相互印证,该潮流证明是科学和客观的,当事人各方对此证据从未提出异议,应予采信。原终审判决中提到的“局部海流情况复杂”,缺乏认定根据。5、美国军舰“STARLING”号是救助人,其报告救起落水人员的位置为北纬22°09’.3、东经114°33’.1,是第一手原始证据。美舰在约25分钟时间内救起15名落水人员,说明落水人员相距不远,与落水武警战士的证词一致。原终审判决对救起落水人员位置的认定正确。6、根据参与搜救的英国海军”PEA-COCK”号舰长的证词,该舰搜寻新沉船的方法是科学的和客观的;当日及发生本次海事前,没有其他船舶在该水域沉没。因而可以认定“PEACOCK”号舰长指明北纬22°09’.4、东经114°34’.1有一沉船,即为”汕尾12138”船。7、张家港港监对“易发”轮进行现场勘验的勘验笔录和拍摄的”易发”轮照片是客观和及时的,当事人各方对该勘验笔录和照片的证明力均未提出过异议,应作为证据使用。8、发生海事时还有一艘被VTC跟踪并赋予代码为W500的卡塔尔籍集装箱船“BARZAN”轮,从香港出来向东开往高雄港,且曾于1992年11月25日0527时在海上与一艘小船相碰,位置就在沉船位置附近。可以看出一二审法院认定“汕尾12138”船与“易发”轮发生碰撞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只有能够相互印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间接证据之间存在相互矛盾,逻辑推理形式不正确,以及间接证据体系的效力不具有排他性,都将造成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不可确定性。”
“很少有案子是靠耍手腕来获得成功的。我喜欢收集有力的证据,然后尽量利用这些证据来作为辩论的基础,这是我办案的方式,而且,几乎每一次我都依靠这种方法圆满地获得成功。”克莱伦斯.丹诺这句名言揭示了证据求证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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