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为本 秉法济民 景德镇张宪涛律师网-第六章 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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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论辩理论与实务》
第六章 逻辑推理 著者:张宪涛
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⑴
逻辑,《辞海》解释为 :“英文logic一词的音译(始自近代严复),导源于希腊文logoc,原义为思想、思维、理性、言语。 逻辑一词是多义的:1、思维的规律性;2、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3、客观规律性,如‘事物的逻辑',‘中国革命的逻辑 '。”⑵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律中的逻辑定义为:“Logic in Legal Contexts,事实上法律研究和适用法律均要大量地依靠 逻辑。在法律研究的各个方面,逻辑被用来对法律制度、原理、每个独立法律体系和每个法律部门的原则进行分析和分类,分析法律术语、概念以及其内涵和结论,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实际适用法律中,逻辑是与确定某项法律是否可适用某个问题,试图通过辩论说服他人,或者决定某项争执等因素相关联的。在确定适用法律或者决定一项争执的普通案件中,通常的是运用演绎法和推论法。其中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有 霍菲尔德的《法律的基本概念》(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在某种程度上说每一部优秀的论述、任何法律制度或者法律部门的专著都要使用逻辑技巧和方法。” ⑶
列宁曾经指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⑷法律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当然也是应用逻辑。论辩者要做到善于推论,长于说理,工于论证,巧于批驳,都必须遵循逻辑规则,自觉地运用逻辑方法。法庭论辩中的逻辑推理是以已知的案件事实或科学判断为前提,推导出新的判断的思维活动。
第一节 正确运用逻辑基本规律
列宁曾经指出:“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⑸认识世界离不开思维,从而也离不开对于思维规律的运用。逻辑学把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作为思维的基本规律。逻辑基本规律是一切正确思维起码应当遵守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些规律,才使人们的思维具有确定性、前后一贯性和明确性。
同一律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任何思想都应该前后一致、保持确定、始终不变。其内容包括思维对象的同一,概念的同一,判断的同一。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
同一律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同一律是关于思维确定性的规律。同一律要求人们的思想具有严格的确定性,不能任意改变。这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下对于同一对象来说,在思维论断过程中要保持确定性。在整个论辩过程中应该始终如一地将所运用着的思想保持自身的意义,证明事实内容的含义前后要一致,避免发生思想混乱。斯大林曾经指出:“为了避免发生混乱,我们必须预先确定我们所运用的概念。” ⑹同一律的主要作用是保证思维确定性。
法庭论辩中常犯的违反同一律的错误包括混淆概念和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和偷换论题。
混淆概念是无意识地违反同一律的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某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时说:被告一贯表现好,曾因抗洪抢险荣立二等功,根据《刑法》第68条: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这则辩护意见把被告人在犯罪前工作中获得的'立功'奖励,同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提供重要线索从而侦破其它案件,经查证属实的'立功表现'概念混淆起来了。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在律师制度刚恢复时,某市法院的负责人向一位主管领导人汇报工作,说到要实行公开审判,还得有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时,这位领导人激动起来了:什么,为被告人辩护,被告不就是罪犯吗?怎么能给罪犯辩护,这事我们可千万干不得。这位领导人就是把被告概念混淆成罪犯概念。
偷换概念是故意地违反同一律的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有一篇律师的辩护词,在结论中提出‘被害人的坠车'是被害人自己推被告人,因惯性作用才跌下车的。而在陈述事情经过时用的是两人‘互相扭推',把扭推换为推(人)就是偷换概念。
转移论题是无意识地违反同一律的要求随意改变论题。比如某辩护律师在法庭论辩时提出:鉴于被告一贯表现好,曾因抗洪抢险荣立二等功,归案后又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罪行,有悔改表现,建议法庭从宽处理。公诉人却反驳说:对违法犯罪的人来说,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应依法制裁。这里,公诉人把辩护人关于被告因抗洪抢险荣立二等功的过去表现可以作为酌定情节予以‘从宽处理'的论题,转移成‘依法制裁'的论题而予以反驳,犯了逻辑错误。辩护人并没有提出‘被告不应制裁'的论题。
偷换论题是故意地违反同一律的要求偷偷改换论题。如某公诉人在法庭上论证被害人自杀与被告人有因果关系时,引用被告人的一段日记说明被告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辩护人当即反驳说:你们不能把日记上的东西当作证据使用,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思想犯。辩护人在这里就把被告人‘犯罪思想'的论题偷换成‘思想犯罪'的论题。
矛盾律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在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又否定什么,肯定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真 。也可以叫做不容自相矛盾律,它不是不允许在思维过程中存在辩证的矛盾,而是不允许出现逻辑矛盾或思维自相矛盾。矛盾律的公式是:A不是非A。
矛盾律也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矛盾律亦是关于思维确定性的规律。只不过矛盾律是用否定形式表达同一律用肯定形式所表达的同一思想。这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下对于同一对象来说,在思维论断过程中不能作出互相矛盾(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或互相反对(不能同真但可以同假)的反映形式一一概念或判断。矛盾律要求人们的每一思想应当前后一贯,避免前后相违,出尔反尔。违反矛盾律的错误就是自相矛盾。列宁曾经指出:“‘逻辑矛盾'一一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一一无论在经济分析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 ⑺矛盾律的主要作用是保证思维首尾一贯性。
自相矛盾在法庭论辩中是常见的:如法庭论辩时,某辩护人发表辩护词,说:“我完全同意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某某犯抢夺罪的指控,不过有几个地方还需要商榷。”辩护人的发言就违反了矛盾律,前已肯定‘完全同意',后又否定了‘完全同意'。再举惊马伤人一案。被告律师辩称:我的当事人初次驾驭马车,不识马性,伤人不是出于‘故意',而是‘过失',而且由于前面燃放鞭炮,导致驾马受惊,纯属意外。这一辩解中的‘过失'和‘意外'即是自相矛盾。再如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原告陈晓兰因与被告永顺人保被告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陈晓兰病故,王连顺就本案继续诉讼。原告诉称:被告单位曾为在该单位工作的我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期三年,保费1万元。我妻在保期内患癌后,被告却拒绝理赔。请求判令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并赔偿我妻生前因被告拒绝理赔而遭受的精神损失。被告辩称:为自己职工的利益,本单位曾给女职工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是事实。但由于陈晓兰后来调出本单位,本单位已没有可保利益,因此以业务批单解除了该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不存在了,原告的理赔申请当然无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主张本案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陈晓兰在保期内患了妇科癌症,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条件,被告永顺人保在接到保险理赔申请后,应当按约定支付保险金。王连顺诉请判令永顺人保给付保险金,应当支持。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永顺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再审认为,抗诉机关认为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支出,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认为陈晓兰调离后,保险合同因投保人失去保险利益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据此,该院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宣判后,永顺人保仍不服,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在本案合同中,上诉人既作为投保人又作为保险人,经协商一致变更保险合同的部分内容,作出终止对陈晓兰保险责任的业务批单,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二、即使以批单形式终止对陈晓兰的保险责任是无效的,由于陈晓兰已调离,上诉人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中涉及陈晓兰的部分也应当认定无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认为:认定本案的保险合同不能解除,不仅仅因为它是以无效的批单形式解除的,更因为解除时没有通知陈晓兰并征求她的意见。陈晓兰虽然不是该保险合同的签约人,但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她有权知道合同的效力情况。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她有理由相信该保险合同仍然存在。当她患了癌症并据此申请理赔时,上诉人永顺人保才出具解除合同的批单,此举违背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当然无效。本案的保险合同能够成立,就在于一方是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另一方是代表6名女职工权益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上诉人永顺人保在还涉及其他5名女职工权益的情况下,既不想否认本案保险合同的效力,又要说该保险合同是由其一人签订的,不但与事实不符,且与法理不合,自相矛盾。如果确实是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变更保险合同的“经协商一致”又从何谈起?永顺人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正确,应当维持。该院于2000年10月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⑻这一案例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针对永顺人保“上诉人既作为投保人又作为保险人,经协商一致变更保险合同的部分内容是合法的民事行为”的上诉理由,论证其违反了矛盾律,“如果确实是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变更保险合同的“经协商一致”又从何谈起?说理充分,论证有力。
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常常善于发现对方论辩中的逻辑矛盾,并在法庭论辩中利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指出对方的逻辑矛盾,以反驳其错误论题。如一起房屋代管纠纷,被告(代管人)王某某在法庭举证时出示了一份房屋典当契约,上写房屋产权人何某某将自有房屋出典给王某某,典价二千元,典期二+年,过期不续典即视为绝当,“恐口无凭、立此为据”。立典契时间为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中证人吉某某、李某某及出典人何某某、承典人王某某没有签字,都是盖私章。表面看来,典契纸张陈旧,用毛笔书写,格式也符合解放初的格式,但中证人吉某某、李某某均己死亡,而房契仍在原告何某某之手。对此案从何处入手,代理律师抓住典当契约中典价币值询问被告(代管人)王某某,王某某讲当时承典是花了二千元人民币,由此原告律师提示房屋典当契约是伪造的,指出一九五二年时一万元人民币旧币只相等于现时人民币新币一元,典价两千元只是人民币新币两角钱,两角钱能典到什么呢?时价鸡蛋五十元一个,换成新人民币为五分买一个鸡蛋,但四个鸡蛋肯定当不到一幢房,币值与房值自相矛盾,要求法庭对房屋典当契约进行鉴定,被告逐承认伪造房屋典当契约的事实。再如一起故意伤害自诉案件,原告向法院控告被告打断了他的肋骨,并提出两件证据:一是县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二是X光透视胸片。被告代理律师经核对证据,县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左二肋骨骨折,X光透视胸片中反映的却是右三肋骨骨折,两证发生了矛盾。后经查证:县医院诊断证明书是原告当医生的同学,按原告要求出具的。当法院要求原告提供透视胸片时,原告又把其远房亲戚的X光透视胸片提交给法院。原告的肋骨根本没有发生骨折,两证都是假证。
排中律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在同一方面存在两个互相否定的判断中,必有一个是真的。排中律的公式是:或者A或者非A。
排中律是是关于思维明确性的规律,是促使人们探求真理的思维规律,排中律是矛盾律的进一步的扩展,它比矛盾律更接近真理。排中律要求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下对于同一对象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仅不同真,而且也不同假,不仅必有一假,而且必须承认其中有一真,不能两个都否定。法庭论辩中常犯的违反排中律的错误包括‘两不可'、‘不置可否'和‘模棱两可'。列宁曾经指出:“在进行所有这些争论时,决不应当忽略必须对我们的政治行动的具体问题作出极其明确的、不容有两种解释的回答:是或者不是?”⑼排中律的主要作用是保证思维的明确性。 两不可,有一位律师出庭为被指控犯受贿罪的被告人辩护,他在发表辩护词时说: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受贿罪不对,但说本案被告没有受贿也不对。这就违反了排中律,犯了两不可的逻辑错误。
不置可否,有一次法庭开庭,质证被告人的年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户籍登记表上是把农历出生年月登记为公历出生年月,按农历出生年月换算公历出生年月,被告人作案时还差26天才满十八周岁。公诉人发言:“对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我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公诉人的发言违反了排中律,犯了不置可否的逻辑错误。
模棱两可,有一例因他人失火而引发的伤害赔偿案,一路过青年在救火中受伤,其代理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要问有什么意图?我的当事人一心只想抢救国家财产,无所谓意图。当然人的行动总是受思想支配的,抢救国家财产总不是下意识的行为,也不能说没有意图,如果没有什么意图,减少国家财产损失可算是他的意图。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显见违反了排中律,犯了模棱两可的逻辑错误。
概括地说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是事物的质和量的规定性的反映,但遵守它们只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遵守它虽然不能保证思想完全正确,但违反它就必然要发生错误。从以上逻辑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它们的内容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要求思维的确定性,因此可以把它们集中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思维活动要确定。这就抓住了应用逻辑的要领。也就是说分析问题(事实、证据、理由)时力求客观、准确、细致、求实。进行判断时要始终保持思维活动的确定性,一要防止思维对象不确定 ,思维活动没有针对原先规定的对象,却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造成文不对题;二要杜绝 东拉西扯,思维对象游移不定,谩无中心;三要警惕节外生枝,思维中部分地离开了原定的对象,想到与此无关的地方了。这一点,我们在法庭论辩中千万要注意。
第二节 善于运用各种思维形式
运用思维的过程,也就是表达思想的过程,就是人们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只有学习逻辑,运用逻辑,才能把思想表达得准确有力。
一、 概念要明确。概念是反映事物的范围和本质的思维形式,是思维形式的最小单位和基本要素。无论想什么,也无论怎么想,总是要使用概念,离开了概念,思维活动就不能进行。列宁曾经指出:“如果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 ⑽毛泽东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⑾概念要明确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要明确表示概念的词语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和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结构相称。如推理、推论和推定三个概念,推理是由已知判断推导出未知判断的思维活动,推论是用语言形式表达推理的思维活动,推定是根据推断来进行判定的思维活动。概念舍去了事物的非特有或非本质的属性,而是抽象地反映事物的特有或本质的属性,如 法律上的一些名词都是高度抽象的产物,象公平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等原则都是从民法分则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则来,它象一条红线贯穿民法通则。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时,要特别注意辨别概念间的各种关系,就推理而言,在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不得周延。
在'严打'整治中,某机关发出一份文件,提出此次严打的对象重点是‘刑事犯罪分子、经济犯罪分子和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这里‘刑事犯罪分子'是种概念,‘经济犯罪分子'和‘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是属概念,不能并列使用。经济犯罪分子和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又是交叉关系。又如有人横穿马路时,不走斑马线而是翻越护道栏杆,一位戴着纠察臂章的交通协管员上前劝阻,翻越护道栏杆的人说“你又不是交通警察,轮不到你来管。”这句话表达了一个省略式三段论:“交通警察是管理交通秩序的人,你不是交通警察,所以,你不是管理交通秩序的人。”在前提里‘管理交通秩序的人'是不周延的,在结论中‘管理交通秩序的人'却是周延了,这个翻越护道栏杆的人就犯了概念不周延的逻辑错误。
二、定义可分解。定义是用简练的语言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揭示概念的内涵就是要明确概念的本质特征。定义具有一定的结构,它是由被定义项、下定义项、定义联项这三部分构成的。一切定义都是压缩的语言表达形式。既是压缩的就可以延展也可以通过分解将定义项中的种差属性一一展示出来,便于正确理解和运用。列宁曾经指出:“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⑿法律定义在结构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种差方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被定义概念反映的对象范围包括有两种以上的不同情况,但是种差不能把这多种情况概括为一种,只能利用‘或者'一类的词语加以连接,分别列出。例如《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又聋又哑的人(聋哑人);二是盲人,只要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就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另一种情况是,被定义概念反映的对象必须具备若干种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缺一便不能构成定义。如《合同法》第185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这里面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二是必须是无偿给予;三是受赠人表示接受。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赠与合同。
定义实际上是对事物作简短的判断,不管从那个角度去下定义,只要概念的内涵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定义才算下得确切。正因为定义使用的是简练的语言,有时控辩双方(原被告双方)对法律条款的定义理解有歧义,因此双方就运用专家学者的学理解释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经过一定的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有可能对歧义明显的法律定义作出司法解释。立法机构在修订法律时也会对有歧义的定义予以修订。
三、判断要确定。也就是说对客观事物所作的论断要符合实际 。判断就是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判断这种思维形式通常表现为两个或更多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当我们以判断形式确定概念之间特定关系时,我们就是在进行断定。判断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之一,通常使用的关于事实的判断,都可视其内客与实际是否相符而区分真假,相符的判断为真,不相符的判断为假。例如‘一切犯罪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判断符合客观情况,所以它是真的。‘凡是被告都是有罪的'这个判断与客观情况不相符,所以它是假的。形式逻辑并不具体研究某个特定判断事实上的真假,只要求判断确定,确定与真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确定的判断不一定是真的,但真实的判断必须是确定的。判断如果不确定,那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掌握和运用形式逻辑关于判断要确定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真假、明辨是非。如被告人王丽生贪污一案,由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指控:被告人王丽生于1988年8月代表浙江省轻纺工业设计院与江苏省扬州化肥厂签订提供技术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向对方提出要1.5万元技术服务费,并要求用支票和现金两种方式支付。对方同意后,王丽生欺骗省设计院领导说:扬州化肥厂只肯出技术服务费1000元。技术服务结束后,扬州化肥厂按王丽生的意见,将1000元汇入省设计院,其余1.4万元,王丽生以杭州市纺织工业设计室的名义收取。王丽生将其中4000元作为报酬发给市设计室,个人实得1万元,已构成贪污罪。下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除认定起诉指控的事实外,还查明:被告人王丽生所得的1万元,将其中1200元支付给扬州化肥厂有关人员,个人实得8800元。下城区人民法院认为:王丽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单位派遣提供技术服务的便利条件,欺骗单位领导,将部分公款据为己有。但是,鉴于王丽生在立案侦查前已将款全部退出,故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市设计室没有参与该项技术服务,却收入14000元,属不当得利。据此,于1992年5月5日判决:对被告人王丽生,宣告无罪。 第一审宣判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其理由是:一、王丽生向扬州化肥厂提出要的1.5万元,除1000元直接汇给省设计院,4000元被王丽生作为报酬付给市设计室外,其余1万元均由王丽生领取,据为己有,并非8800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王丽生在其贪污行为暴露后,为掩盖罪行、抗拒调查,才将1万元转移到市设计室的,不同于立案侦查前主动退赃,这是犯罪后的认罪态度问题,只影响对王丽生的量刑,不影响对其行为定罪。一审判决以王丽生犯罪后的态度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从而宣告无罪,是错误的。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王丽生的行为不具有刑法规定的社会危害性。王丽生的行为不仅不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对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故不能当犯罪处理。(二)王丽生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基本特征。王丽生事先并非接受单位委托,是以个人身份与该厂谈妥提供设计服务条件后,为满足该厂要有单位正规手续才能领取现金的要求和日后支取服务报酬的方便,才借市设计室和省设计院名义,与该厂签订协议的。此行为不应视为王丽生受单位委托从事公务。同时,根据他与化肥厂的协议,他有权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符合1985年3月《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科学技术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业余从事技术工作和咨询服务,收入归己”的规定。王丽生领取的1万元现金,除他人参与设计应分得部分外,其余是自己应得的报酬,并非属于公共财产。因此,王丽生的行为不具有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故意,不符合贪污罪的本质特征。(三)王丽生在承揽设计和领取报酬中一些作法欠妥。这属批评教育的问题,不能用《刑法》加以惩治。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丽生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⒀抗诉和第一审判决,仅以王丽生欺骗单位领导这一表面现象,认定王丽生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继而作出“1.5万元是公款”和“王丽生将公款据为己有”的结论,是错误的。第一审判决虽然宣告王丽生无罪,但是据以宣告无罪的理由不当,应予纠正。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抗诉和一审判决,‘仅以王丽生欺骗单位领导这一表面现象',认定王丽生是‘受委托从事公务',这个判断与客观情况不相符,所以,据以作出“1.5万元是公款”的结论是假的,是错误的。
此外,在法律规范和法律文书中经常有规定某行为是否可以、应当或者必须这类规范,称为规范判断。它是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意志的表现。它规定人们可以、应当或者必须做什么或不做什幺,而不单纯是断定某事物或事件有无某属性。规范判断视其内容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否相符,而分妥当与不妥。例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9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1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再次修订时将宪法第11条第2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三次修宪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定位,与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是相符的。判断要确定,就是说人们对事物情况所作判断时,要很明确,要有定见,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不要自相矛盾,不要无所断定,在对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判断的,不要既否定这种可能,又否定那种可能。
四、推理要符合逻辑。也就是说人们运用判断进行推理时,前提要正确,推理过程合乎规则。人们在思维过程中,不仅运用概念制作判断,以表现思维的内容或结果,而且还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规则,由一个或几个已知判断提出另一个新判断,以发现、认识或论证真理的目的。这种从已有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就是推理。恩格斯曾经指出:“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求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⒁ 推理是间接求知,扩大人们认识的主要方法。法学研究中许多带结论性的判断都是通过推理而获得的。推理可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演绎推理可分为模态演绎推理和非模态演绎推理。非模态演绎推理又可分为简单判断推理(直言判断推理、关系判断推理)和复合判断推理(联言推理、选言推理、假言推理、两难推理......),直言判断推理还可分为直言判断直接推理和直言判断间接推理(直言三段论)。
直言三段论是一种最常见的演绎推理,它是借助于一个共同概念把两个直言判断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结论的演绎推理。 直言三段论是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的,前两个判断是前提,后一个判断是结论。结论是由前提必然地推出来的。三段论中的三个概念各有不同的名称。通常把结论中的主项叫做小项,用符号S表示;结论中的谓项叫做大项,用符号P表示;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叫做中项,用符号M表示。在两个前提中,包含大项P的那个前提叫做大前提,包含小项S的那个前提叫做小前提。 直言三段论是由 直言三段论的公理为依据的。直言三段论的公理含义为:凡对一类事物有所肯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事物也有所肯定;凡对一类事物有所否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事物也有所否定。三段论的规则是三段论的公理的具体化:1、每一三段论只能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否则要犯‘四概念错误'或‘四名词错误';2、中项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否则要犯‘中项不周延错误';3、在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不得变为周延,否则要犯‘概念不当周延错误';4、从两个否定前提不能推出任何确定的结论;5、如果前提中有一个是否定的,结论必然是否定的;6、从两个特称前提不能推出任何确定的结论;7、如果前提中有一个是否特称的,结论必然是否特称的;
根据中词在前提中的不同位置所形成的不同的 直言三段论的形式,叫做 直言三段论的格。列宁说“:最普通的逻辑的格......是事物的被描绘得很幼稚的一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一最普通的关系。”⒂
有人把三段论的第一格称为审判格。例如:
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就是窝赃销赃罪,
陈某明知赃物是其子从工厂偷来的而予以销售,
所以,陈某的行为就是窝赃销赃罪。
三段论的第一格的格式为:
M----------P
S----------M
S-----------P
三段论的第一格的规则是:1、大前提必须是全称的,2、小前提必须是肯定的。
也有人把三段论的第二格称为辩护格,在法庭论辩中常使用三段论的第二格进行反驳。例如:
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是行贿罪,
王某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所以,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罪。
三段论的第二格的格式为:
P-----------M
S-----------M
S------------P
三段论的第二格的规则是:1、大前提必须是全称的,2、两前提中必须有一个为否定。
在法庭论辩中也常使用三段论的第三格来进行反驳。例如有人把行为作为犯罪的标准,认为凡是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就可进行如下反驳:正当防卫不是犯罪行为,正当防卫是行为 ,所以,有些行为不是犯罪行为。
三段论的第三格的格式为:
M -----------P
M-----------S
S------------P
三段论的第三格的规则是:1、小前提必须是肯定的,2、结论必须是特称。
要使三段论获得真实的结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前提是真实的,逻辑形式正确 。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么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⒃ 如一起抢劫犯罪,被告人徐某某、宋某某在一条偏僻马路上闲逛,见一女青年刘某骑自行车迎面而来,刘某脖子上挂着手机,手上带有金戒指。二被告遂起歹念,上前拦住自行车,被告人徐某某对刘某说:把手机和金戒指拿过来。被告人宋某某说:不拿我们就把你的裤子脱掉。徐某某接上又说:我们就×你。刘某犹豫,被告人宋某某说:我数到十,不拿我们就动手了,一二三四五......这时,被害人刚脱下金戒指,取下手机,徐某某即上前夺过手机和金戒指,然后和宋某某一起跑步离开。在法庭上,辩护人不同意公诉机关关于两被告构成抢劫罪的指控,提出:抢劫罪是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本案被告人只是讲了些威胁性的语言,没有对被害人使用暴力,被害人是自动取下手机和金戒指。‘夺'是两被告行为的主要特征,两被告构成抢夺罪而不是抢劫罪。公诉人针锋相对地反驳: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既指使用暴力,也包括胁迫和其他方法。本案两被告以脱掉裤子和相威胁,对被害人进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显而易见是以胁迫方法抢劫公私财产,己构成刑法263条抢劫罪而不是267条的抢夺罪。辩护人、公诉人的辩论以三段论来表达,辩方:
抢劫罪是以使用暴力为主要特征的,
被告人没有对被害人使用暴力,
所以,被告人不构成抢劫罪。
控方:
凡以暴力方法抢劫公私财产、
凡以胁迫方法抢劫公私财产、
凡以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产,
都构成抢劫罪,
被告人以胁迫方法抢劫公私财产,
所以,被告人构成抢劫罪。
辩方运用的是直言三段论,遵守了三段论规则,形式正确但结论不正确。结论不正确原因是大前提不真实,对抢劫罪复杂罪名定义分解时漏项,而控方运用联言推理的合成式取得了论辩的成功。
五、论证有说服力。确定反映复杂事实或思想的判断的真实性,用逻辑方法从理性上进行证明,通常称为论证。它包括证明和反驳,两者既是针锋相对,又是相辅相成的。证明是论证判断之真,反驳是论证判断之假,目的不同,形式有别,然而在结构上有某些类似的地方
论证的逻辑结构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来组成。一般来说,论题统率着论据和论证,有人称之为‘灵魂',论据和论证是为论题服务的,有人称之为‘血肉'和‘骨骼'。论题又称论点,是论述者对所提出问题所持的观点、见解和主张。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判断。论据是证明论题的客观事实、科学公理、法律规定和众所周知的常识道理,由于这些论据本身往往也是判断,因此也是一个论题,但相对它所要论证的中心论题来说是从属的,因此又称为分论题。论据是论题得以存在的基础。论据与论题必须一致,论据必须为阐明论题服务,否则即使二者都正确,论证也不能成立。论证方式是论据和论题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是在论题明确,论据具备的基础上,运用论据来阐明论题,使论题和论据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论证过程中,论题是‘灵魂'。是中心,是被说明的观点,论据是基础,是依据,是说明观点的理由。论证方式是由论据推导出论题,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论证的结构通常是被论据和论题之间以及各论据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有并列关系的逐点论证式、深入关系的逐层深入式、正反关系对照论证式、既可单一使用,也可多种方式综合运用。论证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有归纳论证,即用归纳推理的形式,根据一些个别或特殊事实的判断来论证一般原理,又叫归纳证明。演绎论证,即用演绎推理的形式,根据一般原理来论证某一特殊事实的判断的真实性,又叫演绎证明。由归纳论证,演绎论证并用的归纳、演绎论证和类比论证即用类比推理的形式,根据一个特殊事实的判断来论证另一个特殊事实的判断或者是根据一个一般性原理来论证另一个一般性原理的判断,又叫类比证明。论证过程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试以《这一万元特等奖金该给誰》这个案例来说明论证的逻辑结构。1985年6月江西省乐平市工商银行发行第一期金首饰有奖有息储蓄,某厂劳动服务公司购买了五十张,号码为0036001--0036050,奖券金額为每张十元。6月15日,该公司发工资时,职工包括临时工每人认购了一张,其中王某某及其女王某(均为临时工)、梅某某(出纳员)各认购一张,职工共购32张。7月18日,该公司发放工资时,王某某领了本人及其女王某的工资后,当晚即向餐厅经理请假回乡‘双抢'。7月19日该公司发放奖金时,根据领导意见将尚存的18张奖券由临时工每人各购一张,并以奖金抵购。16张奖券已经发出,尚存2张奖券在梅某某处。同年7月26日上午,乐平市工商银行公开摇奖,此时梅在公司下属的餐厅与开票员结现金账,11时左右财务科来人到餐厅查对特等奖券,开票员复写了一张中奖号码给梅某某,梅某某放进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在此之前,梅某某未将原告父女俩的奖券存放和号码告知任何人。梅某某与会计魏某下班回家路上,梅某某即告知魏某:有原告王某某及其女王某的两张奖券在梅某某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两人核对0036006和0036009奖券均未中奖。下午上班后,梅某某即告知同事,自己中了特等奖。8月1日,原告王某某到公司,只在被告梅某某处领取了五元奖金,而拒收两张储蓄奖券。理由是:奖券在梅某某手中,誰知是那一张中了奖?此案经基层组织调解未果而起诉至法院。对此案处理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奖奖券应归被告所有。理由是:1、被告为两原告代管奖券,是因两原告请假回乡'双抢'不在公司里,当时无法通知领取,两原告在开奖前既未来领取,又未委托他人代领,故被告依据自己的职责代为保管是无可非议的;、中奖奖券系被告个人出资购买。根据权利与证券持有人不可分离的原则,被告持有0036019号奖券中奖奖金应归被告所有;3、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持有0036019号奖券,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利用职务之便将中奖奖券据为己有,侵犯了两原告的可能中奖权和取得孳息权。理由是:1、被告作为出纳员,理应按财务制度做到日清月结、手续完备、专账备查,然而被告在公开摇奖前既不通知他人(原告有亲属在该公司工作)代为领取,又不将奖券存放情况和号码告知单位领导、会计和其他同事,属失职行为;2、权利与证券持有人不可分离论题成立的前提是合法的持有。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1款:“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把持有人和权利所有人无条件等同起来;3、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规定对原被告同样适用,被告对'自己持有(含保管)的三张奖券,在公开摇奖前那张属于自己,那两张属于两原告'应当举证。被告事前不告知自己持有(含保管)的三张奖券号码中那两张属于两原告,在公开摇奖结果时又不当众拿出手提包中的奖券供大家查对,由于缺乏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人的证明,被告认为中奖奖券归自己所有无法确认。因此,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和尊重社会公德原则,确认原被告三人对存放在被告处的奖券享有均等的所有权和取得孳息权。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和尊重社会公德原则,判决确认原被告三人对存放在被告处的奖券享有均等的所有权和取得孳息权。⒄这一案例中原告代理人提出“被告利用职务之便将中奖奖券据为己有,侵犯了两原告的可能中奖权和取得孳息权”和被告代理人提出“中奖奖券应归被告所有”就是原被告据以论证的论题。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的真实性的那些判断。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论据有:1、‘原告未持有奖券是被告失职行为'的事实;2、‘证券持有人必须是合法的持有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规定;3、‘被告认为中奖奖券归自己所有'无证据证实;4、‘举证责任转移'规则。被告代理人提出的论据有:1、原告‘未持有奖券'的事实;2、‘权利和证券持有人不可分离的'原则;3、‘中奖奖券系被告个人出资购买'的事实;4、‘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法律规定。论证方法采用了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来证明各自的论题。
论证过程是指说明怎样进行证明或反驳的问题。在论证过程中,论据与论题之间应当有必然联系,要遵守论证规则。 论证的规则:1、论点应当是清楚而明确的判断,否则就要犯'论旨不清'或'论点模糊'的逻辑错误;2、论点应当始终是同一的,否则就要犯‘转移论点(跑题)、偷换论点(诡辩)'或‘以人为据'的逻辑错误;3、论据应当是已知为真的判断,论据必须真实充分,否则就要犯'论据虚假'或'预期理由'的逻辑错误;4、论据的真实性不能依赖论点的真实性来证明,否则就要犯'循环认证'的逻辑错误;5、论点和论据要有必然联系,从论据应能够推出论点,否则就要犯'推不出来'和'以相对为绝对'的逻辑错误。象上述案例中,被告提出的‘权利与证券持有人不可分离'的原则来论证‘中奖奖券应归自己所有'犯了‘以相对为绝对'的逻辑错误,即把在一定条件下是真实的判断当作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真实的判断。由于形式逻辑并不解决实践证明的问题,而前提判断是否真实则是具体科学研究的问题。因此原告代理人引用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1款:“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作为反驳论据,证明‘权利与证券持有人不可分离'论题成立的前提是合法的持有。原告用于反驳被告‘中奖奖券持有人一定享有中奖权的论题',用三段论来表达:
合法持有奖券的持有人才能取得中奖权,
被告不是合法持有奖券的持有人,
所以,被告不能取得中奖权。
第三节 间接证据定案逻辑推理
我们知道在不少案件中,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而缺少直接证据,需要以间接证据定案,而以间接证据定案则离不开逻辑推理。试以湖南省湘潭市外贸宿舍楼张某母子被害案中的被告姜某被宣告无罪一例,来说明逻辑推理在间接证据定案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2年2月1日下午六时许(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湖南省湘潭市外贸宿舍楼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母子被害的凶杀案,年仅35岁的母亲张某和她的儿子唐某被活活砍死在家中,母亲张某的颈部被菜刀砍的只剩一层皮,头仰在便池里,身躯直伸向厨房,同样是被砍断颈部的唐某则仰卧在母亲的腿旁。现场除了罪犯的血鞋印外,未留下指掌纹,墙上、床上、桌面上到处可见红色附着物,现场勘验显示被害人家的大门无撬踢痕迹,罪犯入室与女主人有短暂的接触后动手杀人。被害人的金戒指仍套在手指上,缝纫机上的女式手提包里1000元钱丝毫末动,厅堂所有的柜箱没有打开的痕迹,书桌上的密码箱没有开启,书桌的抽屉内有翻动的痕迹。据现场分析,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凡与被害人家熟识的都纳入了排查范围。23岁的农民姜某因与被害人张某之夫唐某一起打过麻将,被列为排查对象、案发当天姜某穿着的皮鞋没有发现血迹,案发后在其穿的皮鞋上发现血迹,并经血型鉴定与被害人血型相符;皮鞋印与现场的血鞋印经鉴定相同;而且姜某说不清案发当日的行动去向;但也末承认杀人。公诉机关以姜某‘因赌博负债无力归还,遂起犯罪恶念'为由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⒅
上述案例,控辩双方运用了以下逻辑推理,试剖析如下。
假说是人们对于所研究的事物或现象作出的一种假定性解释。由假说推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一经提出,就要进行检验。在侦查工作中大量使用着特称假说。如本案侦查人员运用(选言判断)假说推理推断是知情人他杀,
选言推理是至少有一个选言判断作为前提的推理。 公式是:A,或者B,或者C,或者D,或者N,(但不能排除X)。 排除其他选言肢,剩下的可能是结论。
被害人的金戒指仍套在手指上,缝纫机上的女式手提包里1000元钱丝毫末动,厅堂所有的柜箱没有打开的痕迹,书桌上的密码箱没有开启,说明不太可能是谋财害命;
被害女主人的身体经检验没有迹象,说明不是奸情杀人;
被害人经查与他人没有纠纷,说明不是因仇杀人;
排除财杀、奸杀、仇杀,所以,剩下的可能是知情人他杀。
运用(选言判断)假说推理推断是熟人作案:
被害人家的大门无撬踢痕迹,说明是被害人开的门;
被害女主人身躯直伸向厨房,儿子唐某则仰卧在母亲的腿旁,说明罪犯入室后与女主人有短暂的接触;
现场除了罪犯的血鞋印外,未留下指掌纹和其他博斗的迹象,或者说明犯罪嫌疑人伪造了现场,或者说明被害人与罪犯没有博斗,而是罪犯乘被害人不备用凶器杀人(只有熟客,女主人才不会加以防备);
被害人的女式手提包、书桌上的密码箱、厅堂所有的柜箱都没有打开的痕迹,而只有被害人家书桌的抽屉内有翻动的痕迹,说明罪犯入室后有目的地想在抽屉内寻找什么东西,罪犯可能熟悉环境;
排除财杀、奸杀、仇杀,剩下的最可能是知情人他杀,说明罪犯与被害人家有一定往来。
因此,本案最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假言推理是至少有一个假言判断作为前提的推理。
控方运用假言推理证明姜某有罪:
只有到过杀人现场,
才能在杀人现场遗留下血鞋印痕迹。
姜某的皮鞋印与现场血鞋印比对鉴定相同,
所以,姜某到过杀人现场。
这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式。其公式为:
只有A才B,
B,
所以,A。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式的特点是:小前提肯定大前提的后件,结论肯定大前提的前件。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式的规则是:肯定后件就能肯定前件;但肯定前件则不能肯定后件。
辩方也是运用假言推理证明姜某无罪:
只有到过杀人现场,
才能在杀人现场遗留下血鞋印痕迹。
但姜某的皮鞋印与现场血鞋印经比对不相同(鉴定人员所标明的1,4,7点不在同一坐标位置上),
所以,姜某没有到过杀人现场。
这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其公式为:
只有A才B,
非B,
所以,非A。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的特点是:小前提否定大前提的前件,结论肯定大前提的后件。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的规则是:否定前件就能否定后件,但否定后件则不能否定前件。
回溯推理是根据事物的结果,推断原因的一种方法。
控方运用回溯推理证明姜某有罪:
罪犯在杀人现场遗留下血迹经鉴定是‘O'型血,姜某的皮鞋上遗留下血迹经鉴定也‘'O'型血,血型相同,(B为已知结果→间接证据)
所以,姜某可能是犯罪嫌疑人,(A为推知原因→案件的主要事实)
因为誰是犯罪嫌疑人,那么誰的皮鞋上遗留下血迹就与杀人现场遗留下血迹相同。(A→B为规律性知识)回溯推理结构为:
B——间接证据
A→B——规律性知识
可能A——结论
辩方提出依据选言推理,姜某的皮鞋上遗留下血迹是‘O'型血,并不必然就是杀人现场遗留的‘O'型血,还有其他几种可能,诸如:
第一、姜某的皮鞋曾由侦查人员拿到现场比对,不能排除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第二、现场遗留下血迹均做了血型和酶型两种鉴定,而姜某的皮鞋上遗留下血迹只做了血型鉴定,不能排除酶型鉴定不相符的可能性;
第三、姜某的亲属中有人是‘O'型血,不能排除姜某亲属的血滴在姜某的皮鞋上的可能性;
因此辩方提出:由于控方关于'血型鉴定'的选言判断没有穷尽一切可能,以此推理作为定案根据,理由不充分。
直言三段论推理是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的演绎推理。
控方就姜某无法说明自己在案发时间的动向提出直言三段论推理:
否认犯罪嫌疑要有不在场的证据,
姜某提不出不在场的证据,
所以,姜某有犯罪嫌疑。
控方的三段论推理如果建立在举证责任由犯罪嫌疑人承担的前提下是正确的,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证据的举证责任在控方,因此,辩方同样以直言三段论推理予以反驳:
我国法律规定除特定条款外,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证据的举证责任在控方,
姜某不是控方,
所以,姜某不承担举证责任。
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是考察了某类中的部分分子具有某种属性而又没有遇到相反的事例,以作出该类所有分子都具有某种属性的推理。
同时辩方得知证人王某关于姜某案发时不在案发现场的证言后,及时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通过证人王某、张某、刘某等人的证言,证实了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运用简单枚举归纳推理证实了姜某没有作案时间。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其公式为:
Sa一一P
Sb一一P
Sc一一P
Sn一一P(Sa......Sn是S类的部分对象,在枚举中没有遇到与S一一P相矛盾的情况)
所以,S一一P。
推演:证人王某证实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证人张某证实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证人刘某证实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已查证证人均证实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证人均证实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假言推理是根据假言判断前后件之间的关系进行推演的推理。
辩方并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其公式为:
如果A则B,
非B,
所以,非A。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的特点是:小前提否定大前提的后件,结论否定大前提的前件。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式的规则是:否定后件就能否定前件;但否定前件则不能否定后件。推演:
如果姜某是杀人凶手,那么他一定有作案时间,
经查实姜某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姜某不是杀人凶手。
该案例控辩双方相继采用的推理方法有:假说推理、选言推理、回溯推理、直言三段论推理、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假言推理。从该案例可以看出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必须借助于严格的逻辑推理。由于间接证据与被证明的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联系,不是唯一的联系,单独一个间接证据对被证明事物来说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任何单一的间接证据,都只能从某一侧面证明案件的局部事实或个别情节,而不能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必须是众多的间接证据构成一条证据链,逻辑地联系在一起来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因此要注意审查间接证据的各个片断的真实性和各个片断组成链条的严密性,以避免为一般表面关联和现象所蒙蔽,忽视其本质上的联系。善于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链中找出破绽、发现漏洞,这就是辩方提出无罪或罪轻、减轻或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突破口,也是律师在民事行政案件中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具。案件的漏洞疑点不是自明的,要靠人们去发现,学习和掌握逻辑思维有利于疑点的发现。
第四节 掌握逻辑驳论基本方法
斯大林曾经高度评价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力量,他说:“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⒆
前已说过,逻辑学中证明论题真实性的为证明,证明论题虚假性的为反驳。证明(亦称逻辑证明)就是用一个或一些已知为真的判断确定另一个未知的新判断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证明是逻辑形式或逻辑规律的综合运用。证明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1、论题。论题就是需要确定其真实性的新判断。这个新判断亦称为论点、观点、见解和主张等。2、论据。论据就是用来证明论题的一个或一些已知为真的判断,这种判断也称为理由、依据、材料。3、论证方式。是论据和论题之间的联系方式。在论证过程中,通过阐明论题与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使人们信服地认识到,从一定的论据中引出的论题,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必然性,从而达到证明的目的。按照根据的性质,证明可以分为演绎证明和归纳证明。演绎证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归纳证明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演绎归纳证明是同时既用演绎推理又用归纳推理进行证明的推理方法。反驳是用一个或一些已知为真的判断确定另一个判断的虚假性或者对它的论证不能成立的思维过程。反驳实质上也是证明。
在刑事案件法庭调查和辩论中,控方和辩方的立场和地位不同, 这就决定控方主要使用的是证明,辩方主要使用的是反驳。在民事案件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其主要使用的是证明,被告主要使用的是反驳。在行政案件法庭调查和辩论中,由于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 这就决定被告主要使用的是证明,原告主要使用的是反驳。证明与反驳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不能孤立地看待它和运用它,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要根据法庭对证据的质证情况,灵活决定论证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演绎法、类比法一般是直接证明的方法;反证法、选言证法是间接证明的方法。
归纳法是由一些特殊的论据推出一般论题,也就是从若干个具体事实证明一般性论题的方法。可以分为完全归纳法、因果归纳法、不完全归纳法(简单枚举归纳法、科学归纳法)等。如某律师在一起离婚案件中为女方代理,在代理词中运用归纳法指出男方有过错:原被告本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结婚,婚后生活美满,膝下儿女成双,只是由于男方研究生毕业后,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一则觉得女方学历没有自己高,二则觉得女方年龄比自己还大,三则觉得女方‘土里土气'上不了台面,四则男方已见异思迁,另谋新欢,且有证据证明男方已有越轨行为。在运用归纳论证时防止以偏概全,不可引用片面的、个别的、非本质的事实,更不能引用虚假材料来进行归纳,否则必然作出错误的推论。
演绎法是由一般的论据推出特殊论题,也就是以一般性道理来证明有关具体事实的论题的方法。 演绎法所使用的论据可以是科学原理、公式、定理、定律,哲学等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法律条文,统计数据,名人名言、专家论著、经典性言论,尽人皆知的常理以及某些格言、谚语等。如一雇佣合同损害赔偿案,原告胡某为被告叶某所雇佣开挖土方,双方订立合同言明:“胡某在挖土过程中应注意安全,如发生事故叶某概不负责。”不幸,胡某采用‘挖神仙土'的危险作业方式被土所埋。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已致伤残,鉴定为伤残六级。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雇佣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叶某提出:“雇佣合同言明,胡某在挖土过程中应注意安全,如发生事故叶某概不负责。原告伤残系自身不注意安全造成的,被告按合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律师引用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88)民他字第1号《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经研究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证明被告叶某身为雇主签订“发生事故叶某概不负责。”的条款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律师在此运用的即是演绎法。在运用演绎论证时,作为推理前提的一般性道理必须是正确的,推理中的具体事实同作为前提的一般性道理之问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否则,推理的结论就是虚假的,用于证明也是错误的。
反证法亦称假言证法,是由已知判断证明与待证判断相反判断的虚假性,来确认待证判断真实性的方法。是从反面论证论题真实性的方法。先假设与原论题相矛盾的判断为真,进行推导,在推断中出现了同其他已知判断相矛盾的情况,从而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式,证明与原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必然是假的。然后根据排中律:在两个互相否定的判断中,必有一个是真的。必然推出原论题是真的。《清廷名吏判牍选》中的一篇判词,作者为清初著名清官于成龙,说的是在大昌绸布店工作的孙和顺与邻居许祥祥的女儿许桂宝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生有一孩,孙和顺的月收入三千文有三分之二交给了许桂宝,身边尚有积蓄三百千文,许祥祥为思敲诈,强迫女儿向官府报案,指控孙和顺。于成龙认为孙和顺和许桂宝是通奸,因而批斥不准。判词说:“尔既于去岁五月内被对门任绸肆之孙和顺,何不即行报官请究而迟至今日?然尔自被强奸后,与仍朝夕相见,是否有何种表示?且孙和顺既敢于当初,又何以不续奸于事后?此可疑者一。汝自去年五月被孙后,何以即有身孕?此可疑者二。汝父母既亦不知尔有被人情事,则尔自有身孕后,腹渐便便,尔父母何以绝未瞥见?而一至七个月后,绝呈异相。尔父或不之知,尔母万无不知之理。此可疑者三。即退一步言,尔父母均未留意,尔自身岂亦不知矣?知之何以又隐忍不言,必待临盆后而始向父母言及,并来投状请究乎?此可疑者四。况来禀中又有'产子后,孙和顺只来一次'等语,是更可见孙和顺未尝绝汝。即来汝家望汝,汝父母亦何以不发一声?本县阅牍至此,愈觉此中有不可究诘者在。总之,尔今日投禀,实为多事;诬告,更为荒谬。尔知强奸者犯何罪乎?诬告强奸者又犯何罪乎?尔速收尔妄念,依本县训谕,或即抄录本县此批,与孙和顺商议,要彼始乱终成。庶尚可挽回,不至堕落到底。”于成龙就是通过论证孙和顺强奸案的虚假性,来确认孙和顺和许桂宝是通奸的真实性,因而批斥不准。运用反证法时要注意,必须有两个论题,即原论题和反论题,证明方法不是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开始的。
排除法亦称选言证法,是把被证明的论题看作是有关该问题全部可能成立的几种假定之一,然后找出根据,逐一排除原论题外的其他几种可能的情况,这样,通过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就可以确定论题是真的。如某农民苏某半夜一点钟因心里不舒服,喉咙痛,半小时后口吐白沫而死。检验尸体时,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无暴力外伤致死的特征。取胃内容物进行化验,结果未发现有毒素反映。脏器也未见异常。公安人员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苏某之妻张志娟与同村青年苏文西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有谋杀亲夫的可能,公安人员对嫌犯张志娟进行了盘问,开始张志娟说苏某是被苏文西用毒药毒死的,后来又说苏某是被苏文西打死的,再后来张志娟又改口说苏某是被苏文西用毒蛇咬死的。公安人员运用选言证法,用毒药毒死不可能,因为胃内容物化验结果未发现有毒素反映;被苏文西打死也不可能,因为检验尸体时没有发现伤痕;被苏文西用毒蛇咬死最有可能,因为有证据证实苏文西最近买过剧毒的蛇(金蛇、银蛇)四条,家中有物证一批:捉毒蛇用的手套和套袖,装蛇用的水缸、鱼笼、塑料袋、竹筒,急救用的蛇药、烧酒,沾有蛇血的刀石。而且医书记载银蛇咬人的症状与苏某临死前的症状相符。从而确定‘苏某被苏文西用毒蛇咬死'这一论题是真的。真相大白、真凶落网。
类比法是从特殊的知识推出特殊的知识,也就是通过两个或若干同类的具体的事实进行比较来证明论题的方法。宋朝桂万荣《棠阴比事》中记载了三国时吴国句章县县令张举用类比法破案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妇人家自家房屋‘失火',丈夫也烧死在房屋里,婆家人指控妇人谋杀亲夫,而妇人坚不供述,张举叫人捉来两口活猪,杀死其中一口,然后放在柴草蓬中一齐焚烧。活猪烧死之后,张举命忤作检查两只猪的口腔,只见死猪口中很干净,而活着烧死的猪口腔中则吸入了不少烟灰,再检查那妇人丈夫的尸体,口腔中很干净没有烟灰。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妇人招供了谋杀亲夫的罪行。类比论证是以比较为基础的,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它们之间相似的条件越多,类比论证得出的结论就越可靠。倘若把不可比或可比性很小的事物硬作比较,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反驳有三种方式:反驳对方提出来的论题;反驳对方为证明其论题所提出的论据;反驳对方为证明其论题所作的论证方式。反驳论题,反驳论据,反驳论证方式,这三种方法既各有特点,又互相联系,只是着眼点不同。在进行具体反驳时,可以采取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可以采取两种或三种方式。
反驳论题就是证明对方提出来的论题是错误的。在为刑事被告人作无罪辩护时,就经常从反驳论题入手,论证起诉书中所指控被告人犯某某罪不成立。如前述被告人汪朝发诈骗和阻碍执行公务案,庭审中,辩护律师直奔论题,敏锐地把握住‘来了多少钱发多少货赚取经营差价'的目的和执行公务‘前提是依法'两个关键,从反驳论题入手,论证起诉书中所指控被告人汪朝发犯诈骗和阻碍执行公务罪不成立。
反驳论据就是证明对方的论据是虚假的、不可靠的或未得到证明的,指出对方提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只要能证明对方的论据是靠不住的,那么就会暴露对方论题的错误。下面以一个案例来说明:1992年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受理居民邵某某诉景德镇红旗瓷厂损害赔偿纠纷案,原告诉称因红旗瓷厂开挖的防空洞从其家西南墙穿过而造成损害,自1974年以来,其私房墙壁及地面多处开裂,1992年10月22日其房屋南墙倒塌。要求判令被告加固防空洞,并赔偿原告损失。从相关现场看,红旗瓷厂确实于六十年代末在该房屋附近开挖了防空洞,而原告房屋也确实存在开裂、倒塌现象。红旗瓷厂代理人通过走访原经办人,并在景德镇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查找到了当年开挖防空洞的原始图纸档案,经聘请工程师现场测量,防空洞离原告房墙距离分别是27.5米和30米,鉴定结论作为被告的反驳论据,使对方认定防空洞使房屋开裂、倒塌的论题失去了建立起来的论据。法院以原告证据不充分,驳回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加固防空洞,并赔偿原告损失的诉讼请求。
反驳论证方式就是指出对方的论据推不出所要证明的论题来,也就是揭示对方论据和论题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指出对方推理论证过程中违反规则的错误,如揭露对方在论证过程中言论的自相矛盾,或指证对方在论证过程中偷换论点或概念。或指出对方答非所问、无的放矢、联系不当、节外生枝等。且看《清廷名吏判牍选》中于成龙的一篇判词: 有吕思义者,其祖莘耕,曾欠同邑人陈敏生之祖景山钱八十千文,是时吕贫陈富,此尚在前明末叶。迨满清定鼎后,陈族衰落,一贫如洗。而吕姓因有军功,反隆隆日上,家资拥有百万。至顺治十三年,于公知广西罗城县。陈敏生因向吕思义索债不还,大肆辱骂。敏生之父曾任明都尉,死于桂林,殉桂王之难,敏生亦曾从军三年。吕思义被辱后,拟借此诬陷之,谓为阴结江湖亡命,意谋不轨。陈知之,不恐,谋先发制人,即以索债事而控官,而吕亦投牒讦陈。于公审问一过,即下判决。
于成龙判词说:“此事吕思义实有不是,欠债不还,一罪也;图谋诬陷,二罪也。查例载,順治十一年福建按察使曾祥请总督移文刑部,询问前朝私人事务办法,据刑部复文,谓前代所有私人间一切纠葛仍应执法审断,不能以事属前代即可妄谓销灭,致细民吞声受害等语。本案吕莘耕欠陈景山钱八十千文,虽在前明万历二十二年,而契纸尚在,又经吕莘耕之孙吕思义承认属实。则负债一事当非虚伪,即非虚伪,遵照順治十一年刑部复浙闽总督移文,吕思义即应如数偿出,不得有所借口而妄思狡赖。再从吕思义投牒攻讦陈敏生勾结江湖亡命图谋不轨言之:陈敏生之父陈应龙在前明时曾任桂林都尉,是明代之臣子,非国朝之庶民,其抗拒王师,矢志不屈,是正臣子所应为。吾大清定鼎后,于順治九年,曾下谕奖卹明代殉难诸臣子,赐谥立传,以昭激励。该民何得借此告讦,欲以朝廷所褒扬激赏者,转为诬陷扳害之资?至陈敏生前在順治二、三、四等三年,确曾随父从戎,服兵明代,然是时吾大清虽定鼎燕京,而桂林仍在明手,仍为大明之臣子,不得以叛逆论。而原告人吕思义亦改变其辞,游移莫定。谓为勾结亡命,所谓亡命者何人?谓为图谋不轨,所谓不轨者又何据?本县五次查讯陈敏生邻人,圴云七年以来从未见有外来客民来村与陈敏生来往,陈敏生亦从不出外,搜查陈敏生家中,亦未发现有何可疑之处。是吕思义之控陈敏生勾结亡命,图谋不轨,均属诬妄虚伪,不过以狡赖债款未遂,致被斥责,故老羞成怒,出此毒手。”
在这篇判词中,于成龙就是通过揭露吕思义论据和论题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指出陈敏生曾‘服兵明代',陈敏生之父陈应龙曾‘为明殉国',与叛逆沒有必然联系,何况缺乏陈敏生‘勾结亡命'的证据。这就完全驳倒了吕思义之控陈敏生‘叛逆'的不实论题。
反驳也称驳论,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另一个论证,从而证明已方的论题之正确,驳论方法主要有直接反驳法和归谬法、间接反驳法。
直接反驳法是直接用已知判断的真实性,来确认待证判断虚假性的方法。即用论据的真实性反驳对方论题的虚假性,这其中运用的是矛盾律。宋朝桂万荣《棠阴比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北宋雍熙时,一富家的丫环不见了,她的父母告到州府,州府一录事参军因与富家不睦,遂诬称:“富家父子合谋杀死丫环,按律当死”,富家父子严刑之下予以招供,但按所指埋尸之处找不到丫环尸首。同州观察推官钱若水经过审理,认为有疑点而迟迟不作判决。十多天后,钱若水找到州官说:我所以迟迟不作判决,仍是案件证据不足,现经过查访终于找到这个丫环,看来可以结案了。传来丫环父母进行辨认,父母女儿相认,富家父子才得以免予一死。
归谬法也称引申论证、导向荒谬,即先假设对方的错误论题是正确的,把对方的论题加以引申,导致出极为荒谬的结论,最后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中“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的规则,确定它是假的,从而证明对方的论题是错误的。使用归谬法必须要注意,驳论时只能从对方某一错误论题加以引申,所批驳的必须是对方的某种错误论题,而不能胡乱引申和扩大。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案件在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时,检察官说:“共产党主张抗日,你们也主张抗日,你们不是勾结共产党吗?”邹韬奋用归谬法驳斥说:“共产党吃饭,你们也要吃饭,那你们不也是勾结共产党吗?”检察官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用归谬法进行反驳,能够充分暴露对方的荒谬之处,并且富有幽默感,能使论辩犀利、泼辣。
间接反驳法,是由已知判断证明与待证判断相反判断的真实性,来确认待证判断虚假性的方法。不是正面直接证明对方论题错误,而是提出与之对立的另一新论题,论证与之对立的另一新论题为真,然后根据矛盾律确定对方论题的虚假性,证明被反驳的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宋史.范纯仁列传》记载北宋神宗时,河中府录事参军宋儋年在晚宴后突然死亡,州府抓来宋儋年的小老婆和她的奸夫,两人招供‘在酒席宴上的鳖肉中投放了毒药,毒死了宋儋年'。知府范纯仁认为案件有疑点,作出‘死者不是被鳖肉中的毒药毒死的'相反判断,便查问:“酒席宴上的鳖肉是什么时候上的?”答说是“宴席中途。”纯仁说:“中途吃了有毒的鳖肉,能够坚持到宴席终了还不发作吗?”“再说这么多宾客,为什么没有人中毒呢?”经过调查,宋儋年在酒席宴上根本没吃鳖肉。再次讯问宋儋年的小老婆,才招供是散席回房后又吃了小老婆劝饮的毒酒。讯问其为何要作伪供,回说是为日后翻案作准备。由于知府范纯仁作出‘死者不是被鳖肉中的毒药毒死的'判断,经过论证证明具有真实性,根据矛盾律确定‘死者是被鳖肉中的毒药毒死的'论题的虚假性,运用间接反驳法否论了罪犯的伪供,才使案件再没有出现反复。运用间接反驳法必须要注意,驳论时必须有两个论题,而且这两个论题必须是完全对立的。
正如列宁所说:“争论策略是必要的,但是论点要十分明确。”⒇逻辑推理的要点就在于保持思维的明确性、确定性和首尾一贯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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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斯大林全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卷,第79页。
⑺《列宁全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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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列宁全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卷,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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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74页。
⒂《列宁全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卷,第 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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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 李维俊、张宪涛:《这一万元特等奖金该给誰》,载于《律师与法制》1990年第5期,第38页。
⒅ 陈金石、谭世揆:《姜某故意杀人案》,载于长春出版社2000年《司法部首届全国律师业务案例'金獬奖'获奖作品选》《刑事诉讼卷》,第50-51页。
⒆《斯大林全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卷,第50页。
⒇《列宁全集》,载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卷,第 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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