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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律师生存状况及其分析研究
    县域律师生存状况及其分析研究
罗放
(第5届华东律师论坛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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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县域律师是我国基层主要的法律服务提供者,由于县域的地理区位、法治环境、经济状况等原因制约了县域律师的发展,县域律师限入了困境。导致县域律师生存出现困难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试图从县域经济、文化、法律意识等多方面分析,得出决定县域律师生存状况的关键原因。最后笔者从二个方面提出如何发展县域律师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县域律师 生存状况及原因分析 建议
在县级(包括城市的远郊区)及县级以下城镇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县域律师在全国律师总人数中所占比例虽然还不到一半,但是却在为占中国近五分之四人口的广大农民提供着法律服务,因此县域律师的生存及发展关乎着中国近十亿农民的权益维护和法治保障问题。县域律师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一路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是近年来县域律师所面临的困境表明县域律师的发展现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特别是中西部的县域律师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虽然县域律师发展中出现的情况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是并没有得到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和中国律师协会足够的重视和注意。作为一名在江西老区执业多年的县域律师,笔者觉得自己有责任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作抛砖引玉之用,希望能为县域律师的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
一、县域律师的生存状况令人心忧
虽然全国县域律师面对的服务群体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城市律师,但是县域律师目前的生存状况却令人心忧,特别是中、西部的县域律师的生存状况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全国县域律师目前面临的生存处境是:一是县域律师的人数和县域律师事务所的个数正在急剧减少,据司法部主管部门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尚有200多个县不仅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连一名律师都没有,在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县仅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并且人数尚不满三人,县域律师的人数和县域律师的个数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相比较正在呈急剧减少的趋势。二是县域律师的平均年龄与城市律师的平均年龄相比较已经呈现老龄化现象,有很多所近十年没有进过一名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律师,而所里原有的年轻律师又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县域律师平均年龄呈现老龄化,县域律师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三是县域律师的平均学历水平与城市律师的平均学历水平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在县域律师中几乎没有第一学历是硕士的,第二学历是硕士或读在职研究生的也是凤毛麟角,而具有博士学历或留学经历的则是前所未闻。四是县域律师的个人收入与城市律师个人收入的差距正在成几何级的扩大,有许多西部的县域律师和与其同一县域的公务员相比较收入还要低很多,特别是中、西部的县域律师成了低收入人群,个人及家庭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五是县域律师的执业环境越来越严峻,不规范的县域法律服务市场导致县域律师在夹缝中求生存,基层干部民主意识的缺失使得县域律师的社会地位日显下降。六是过重的税收和司法行政机关及行业收取的规费让县域律师感到经济上不堪重负,根本没有资金可以保障律师事务所的持续发展,县域的律师事务所鲜有为律师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县域律师个人健康一旦有个三长二短则该律师可能陷入贫困甚至绝境。七是县域律师的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由于县域特别是农村的一些民众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不高,对律师的工作性质不理解,因而在诉讼中一旦败诉则迁怒于对方律师(也有迁怒于已方律师的),对其实施人身攻击,轻则辱骂、重则实施暴力,县域律师人身受到伤在事件时有发生。总之目前县域律师的生存状况是:业务拓不开、学历提不高、收入难增加、负担减不了、环境在恶化、队伍在萎缩、安全无保障。
二、导致县域律师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县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县域律师业务类型受限制,执业能力难提高。
中国的县、区,特别是中、西部的县、区在目前的现状是经济欠发达、人口众多且素质偏低、总体发展水平有限、生活环境交通不是很便捷、信息不是很灵通,一个县域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就是在这样的县域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慢且与大中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巨大差距,县域律师在这样的地区执业受地缘经济的影响,他所能接触的法律事务类型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诸如证券、期货、知识产权、专利、金融、国际贸易等都是无法触及的。
县域律师主要的接触的案件在刑事上以暴力或侵财为主,在民商方面则主要是涉及家庭、侵权赔偿和农村土地等承包经营等方面的案件。这些案件在刑事方面则表现为案情简单,作案手段原始,归案后一般都会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侦查、起诉机关的定性也会八九不离十。这种情况使得县域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因其接触刑事犯罪种类的局限性,根本难以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律师的辩护作用不能得到彰显,必然导致大部份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不会委托律师辩护。如此一来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机会就更少,律师刑事辩护案件办的少,其刑事辩护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就少,也就没有提高刑事辩护能力的机会,而刑事辩护是检验一个律师是否具备推理分析、逻辑思维、综合判断、语言表达等各方面能力的最好方式。律师的成名有许多是从刑事辩护这方面开始的,县域律师在这方面就已经没有了优势,导致县域律师很难在刑事辩护上有所建树。而在民商案件方面由于受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和人身损害赔偿这些方面,这些琐碎而争议标的小的案件,在事实确认和法律适用上几乎是雷同的,他让律师的专业能力几乎没有新的发挥空间。至于非诉讼事务在县域则更难开展,县域的市民有着很实际的想法,有什么事找当官的朋友比找律师来得更快、更实在。加之县域的政府官员也比较喜欢这种被人找的感觉,一是可以体现自己的地位,二是可以受点小惠,三是更可以挣个人情,所以县域的居民有什么事虽然涉及到法律方面不是到非经法院诉讼都不会咨询律师、更不会请律师参与处理,那么县域律师失去了服务对象又如何能将律师业务做大,又如何能在执业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并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更难在某一方面成为法律专家。
(二)县域的法制环境和市民的法律意识决定了县域律师作用难以发挥。
县域相对讲在无论是生活观念还是对新生事物的接受上都较保守,宁屈也不打官司是许多民众的头脑中很难改变的一个根深蒂固观点。县域由于市民绝大部分是原住民,大家相互之间总有许多沾亲带故的,不是亲戚就是亲戚的亲戚,不是同学就是同学的同学,不是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在这么一个抬头就可见熟人的地方,亲情、友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我前面说的,一有什么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熟人能帮忙,而不是找律师帮助解决。加之地方小,司法人员与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戚、朋友都很容易牵扯到一块,故而在县域的人们心目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那就是找律师不如找法官,花律师费不如请客送礼。上述种原因导致律师的功能和作用在县域是不被人们首先想到并利用的。
县域整体民众文化素质相对大、中城市来说是偏低的,由于文化教育的限制,他们对民主法制的理解和崇尚是与大、中城市居民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县域市民特别是农村的农民中对行政权力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对法律的信任。无论是发生了什么事,县域的民众都会先找政府解决,即使这些事不是政府所能办到的。而县域的政府部门作为基层的政权组织,对维护基层稳定所承受的压力比大、中城市的政府部门要大的多,所以虽然许多事本不归他们管,但为了不出群体事件、上访事件,他们还是不得不管,并且往往为了解决问题不全是依法办事,如此一来就出现找法院不如找政府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事情能解决得更快的不正常现象。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一农民因自己违章用电触电死亡,找律师咨询的结果是得不到赔偿的,结果他家人借要闹丧找政府一闹,政府为了避免群体事件便以稳定为由要求供电企业给予补偿,作为供电企业在政府的强权之下,不得不违心支付了巨额的赔偿金,结局就是不通过法律途径反而得到了更多的赔偿。这样的结局让律师的话在这个地方还有人信吗?法律在这个地方还有人崇尚吗?再加之县域司法人员本身素质也较低,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贪赃枉法,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度更是要大打折扣。在当事人都已经不崇尚法律了,律师还能有什么用武之地?律师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了,自然也就没有业务可做了。
(三)县域经济不发达决定了县域律师没有高收入来促进其自身发展。
县域的经济不发达,市民也好、企业也罢,收入水平都偏低,如此经济状况决定律师是很难有高收入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律师,是不可能投入资金去提高自身的知识层次,更不可能走出去参加更多的律师交流活动。当律师的收入与当地平均收入高不了多少甚至还达不到时,律师的心理会失去平衡感,这会导致律师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失去热情,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县域律师要么是到经济发达地方发展、要么是改行做其它的了。律师在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自己事业的发展,更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让其可以有一定的时间来总结自己、提高自己,而一天到晚地疲于办案收钱以维持正常生活,这样的律师能有可能成为一位好的律师吗?目前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在县域律师中几乎绝大部分没有小车、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实现办公自动化、没有参加在职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的、更没有出国交流的,这一切均是因为县域律师没有大、中城市的律师收入高所决定的。当县域律师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时,县域律师还能有能力通过思考、研究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吗?
再则由于县域律师的收费低,无论是律师事务所还是律师个人都无力承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保险费用,在全国的县域律师事务所或县域律师个人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极少。因为律师事务所已经完全是市场化了的中介组织,律师个人也不再可以享受政府财政的任何保障,在律师生病或老了以后,政府是没有任何保障可以提供的,因此律师为了自身防范将来的风险,不得不把经济效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而社会效益则很少顾及,长此下来,律师在人们心目中律师的形象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律师已经没有了社会责任感。
(四)县域无法形成学术氛围决定了县域律师难以通过理论研究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县域往往只有那么一到二家律师事务所,仅有的几个律师,在县域范围之内由于律师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因而县域律师之间难以形成学术交流和探讨的氛围。另外县域由于文化设施相对落后,也不可能如大、中城市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或有学者如云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县域律师要想对某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缺乏物质方面的支持,更难以找到合作伙伴或指导者,这就决定了县域律师难以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县域律师所处的区域限制让县域律师的专业水平提高失去了一个平台,县域律师无法将执业中所积累的经验予以总结提炼,无力对执业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难题、法律空白点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这种学术探讨氛围难以形成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县域律师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热情,更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做理论研究来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长此以往县域律师的专业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形式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与城市律师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五)县域的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淡漠决定了县域律师在执业中遇到更多的困难。
相对于大、中城市而言,县域律师的执业活动与政府的管理行为之间冲突更为频繁、尖锐。县域政府的一些领导者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这些东西在推行前并未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征求民众的意见,在通过政府权力强行推行中往往与民众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当这些民众找到律师要求提供法律帮助时,律师依法为其维权的行为必将对政府的违法行政构成制衡。如此一来,县域律师经常被当地县、乡两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视为捣乱者,律师成为县域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敌人”,从而引发县域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种种行政资源和权力对律师或律师的亲人的切身利益进行侵扰,使得县域律师为了自身或亲人的利益而不得不违心地放弃为当事人维权的行为。再则就是县、乡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头脑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意识,官本位的意识形态使得县域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律师是完全为私权服务的,与其它服务行业没有什么差异,因而对律师的工作性质产生误解,加之对律师固有的“敌对”意识,在对待律师调查取证等执业活动,不配合甚至故意为难律师。县域律师面对的是被官员放大了的公权力干扰,必然导致县域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远比城市律师大,困难远比城市律师多。
(六)县域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状况妨碍了律师的公平竞争,不利于优秀律师的产生。
县域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表现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服务主体的混乱,二是律师与司法人员关系不规范。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法律服务的主体本应只能是取得执业证的律师,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县域的法律服务市场参与者除了有极个别的大、中城市律师的正常“侵入”之外,首先面临的就是遍布城乡的法律工作者。这些法律工作者无需通过司法职业资格考试,除了刑事案件外他们什么法律服务都可以参与,且因税费负担较县域律师低,这些法律工作者往往用低收费来“抢夺”县域律师的“饭碗”。其次是县级法官、检察官退休后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他们一方面利用原来的工作关系来招揽业务并影响案件的审理,二方面利用其纯粹是私自收费而没有任何负担以低价来抢夺律师的业务。第三就是社会上“黑律师”的参与,由于国家对公民代理没有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导致很多社会上对法律一知半解的人以公民身份代理案件并进行收费,这些人利用当事人对律师制度的不了解,往往对外自称为律师,他们为了迎合当事人的想法往往是挑词架讼,常常给当事人带来利益损害。由于这三类人的介入法律服务市场,并且利用成本低且无执业风险的优势恶意地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竞争,让县域律师面临生存挑战。
由于县域的地域局限,县域律师与县域司法人员的人际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和微妙,县域律师与县域司法人员有的是同学、亲戚、邻居、战友、甚至是夫妻、子女等关系,这样一来县域律师与县域司法人员的业务联系的规范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司法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决定了律师在该县域生存。正是因为县域司法人员在法律服务市场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有些县域律师便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案源,这些县域律师与司法人员进行“勾兑”,产生了许多不政常的现象。如法官、检察官或公安人员为当事人选择律师,让个别律师垄断这些司法人员承办案件的法律服务,如果这个司法人员是个领导职务则更可以垄断一个庭或一个科室甚至一个单位案件的法律服务,这种情形在县域律师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较为风行。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已经聘请律师,但为了不扫承办人员或有权决定此案件人的兴,不得不辞退原来的律师或多聘请一位指定的律师,甚至出现了当事人从立案到审理到执行请了三个不同的律师,这种情形不仅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更是毒害了律师与司法人员之间的正常交往,对于这种情况目前司法机关并没有有效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理。
由于上述原因产生的县域律师与其他主体之间,县域律师相互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县域律师无法以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执业能力来拓展自己的业务空间,来赢得当事人的依赖,律师的业务量大小与其执业水平没有任何关连的局面必然不利于优秀律师的产生。
(七)县域律师的社会地位的低微和收入上的无保障导致原有的律师外流,而新取得司法职业资格的又不愿在县域从事律师工作,造成县域律师后继无人。
国家司法职业资格考试以来,国民教育本科法学毕业生考取司法职业资格的几乎没有回到县域从事执业律师工作的,就是原在县域工作或学习的人在取得司法职业资格后也不愿意在县域从事律师工作,甚至即使原来已经在县域执业的律师有相当一部人“凤凰东南飞”离开县域到大、中城市去执业了。造成这种不愿意在县域执业的原因一是县域律师在县域的社会地位远比不上县级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和政府部门的国家公务员,有相当多的县域行政部门不理解律师,歧视律师,不屑于与律师对话,甚至有些部门或领导对律师正常履行职责维护群众利益的行为视为与政府作对。二是一旦决定在县域从事律师工作,就意味着这一辈子就已经和政治无缘,一个有学历和才华的年轻人,让其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一辈子呆在县域里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三是县域律师没有固定的薪水,完全靠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而刚入行的年青律师因没有案源也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养活自己又如何谈得上去开展律师业务。所以社会地位偏低、律师从政的不可能和经济上缺乏保障是年青律师不愿意在县域执业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新人的加人,县域律师队伍年龄老化日益严重,对此笔者深有感触,笔者刚从事律师工作的时候,所在县域律师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现在笔者所在县域律师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四十二岁了,执业十二年来没有一个三十岁以下的年青人加入。县域律师的后继无人已经成了制约县域律师发展的关键,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善,那么若干年后县域律师将是“白发一簇”了。
(八)县域律师税费负担过重也是制约县域律师发展的一个原因。
县域律师事务所有的是合伙所,有的是国资所,但是无论是合伙所还是国资历所都面临着各种沉重的税费负担。导致县域律师负担过重的原因除了税务部门不严格执行国家税收政策外,还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如残疾人就业基金、防洪基金、收费许可证的年检等。最让县域律师不能忍受的是来自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方面的收费,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政府部门中属于职能较弱的,所以一般在政府财政预算中难以争取更多的办公经费,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就将手伸向了县域律师,在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多或少地每年都要从县域律师这里“掠夺”一部份金钱去。再则就是各级律师协会在年检注册中收取的培训和注册及会员费用。县域律师大多年收入就不多,在除开正常的办公开支外,已经所剩无几,还要被这么多机关“盘剥”一通,县域律师还能有多少钱是自己的?目前县域律师无力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就是最好的诠释。
三、对如何促进县域律师今后发展的二点建议
正如鱼缸里养不出鲸鱼、花盆里长不出大树、南方种不了高粱、北方产不出荔枝一样,县域的地理、人文、经济等因素从空间上约束了县域律师的发展,这不是县域律师无能,而是其所处的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宜也!要想县域律师能从目前的困境中走出来,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我认为即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还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此笔者以一个县域律师的多年的执业感悟,对如何改变县域律师面临的生存状态,让县域律师能顺利超出困境,让更多的人愿意在县域从事律师提二点建议:
一是改革现行的县域律师事务所的组织模式。 我国《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事务所组织模式只有国资所、合作所、合伙所三种类型,而对合作所和合伙所的人数及发起人的资格又有严格的限制,这种组织模式并不利于县域律师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改革现行的律师事务所组织模式。
(1)、县域律师可以个人开业,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在县域应当建立以律师个人开业为主,合伙律师事务所为次,国资所为补充的律师事务所组织模式。因为县域律师拘于县域经济现状的限制,县域律师所承办的法律事务绝大部份是事实和法律关系都较为简单的,这些法律事务并不需要一个律师团队来支持,单个律师就能够完成,这给律师个人执业奠定了基础。再则允许律师个人开业可以解决现在的很多县没有三名合格发起人而无法设立合作或合伙律师所最终导致一个县没有律师事务所的难题。第三律师个人开业可以使得在一个县域有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存在,避免了目前出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同时接受双方当事人委托的违反《律师法》规定的行为。同时允许县域律师个人开业还有利于县域律师的专业化发展,因为律师个人开业决定其必须要利用某一领域的特色来争取一批较稳定的客户或案源。对于县域律师个人开业笔者认为在开业律师的从业经历、注册资金、律师或其它辅助人员的聘用等方面要有一个较严格而又适合当前县域实际情况的规定,并规定只有县域律师才能允许律师个人开业。另外为了充分发挥县域优秀律师的个人作用,在县域律师个人事务所的人员聘用上应当准许其聘用一至二名律师及若行政管理人员。
(2)、对县域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和管理上也应改革。
我们目前县域律师事务所都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的,基本上是每县一所或数所(当然也有些县连一个所都没有),这些所人一般在3——10人,根据现行的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标准,这些所是不可能跨出其所在行政区域到外地特别是城市设立分所,而目前的体制又决定他们不可能到城市或区域之外的地方设置办事处。如此一来就决定了县域律师只能局限于本行政区域内执业,如此造成案件类型单一,律师事务所无法上规模,律师更是走不了专业化。要突破这个发展的瓶颈,那么就要改变县域律师事务所以区域作为设所的限制,应当准许设置跨县级行政区划的县域律师事务所,将所的总部设置在一个中心县或市区,然后在每个县设立办事处。这样可以组建一定的规模所,然后由于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范围扩大了,业务量也会随之增大,这样县域律师才可以接触到更多类型的法律事务,律师才能选择专业化发展方向。这些上了一定规模的所才有可能到大中城市设立分所,县域律师才有机会接触到在县域无法接受到的新类型法律事务。同时跨县设立县域所还可以摆脱当地政府部门或政府工作人员对县域律师执业的干扰,让县域律师能更大胆地利用法律为民众维权。
对于经济特别不发达的县,可以设立由国家出资的国有律师事务所,人数不应当有限制,由国家财政发放工资,保障贫困地区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要。
二是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县域律师的健康发展
县域律师的发展不仅要有事务所组织形式上的创新,还要在制度上能为县域律师作出有效的保障,基于目前县域律师发展所遇到困难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下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县域律师的健康发展。
(一)是采取措施减轻县域律师的经济负担。
对于县域律师应在经济上尽最大可能减轻其负担,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首先应当争取国家出台县域律师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县域律师的税收负担。其次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不得向县域律师及县域律师事务所收取任何名义的费用,不得到县域律师或县域律师事务所报销任何费用。三各级律师协会应当免除县域律师的会员费和培训费及执业证年检费用,积极为县域律师创造轻松的发展环境。四是争取国家设立中、西部地区法律服务业扶持项目基金,对中、西部经济相当落后的地区,国家在资金对法律服务业进行一定的扶持,保证中、西部特困地区的民众能享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
(二)是进一步规范县域法律服务市场和律师与司法人员间的关系,确保县域律师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成长。
一是整顿、规范乡镇法律服务所。由于现在乡镇法律服务所他们大多数机构在县城而非乡镇,在服务范围和收费方式上与律师没有什么区别,而法律服务所的人员性质复杂,有司法所的公务人员,有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子女,有公、检、法退休的干部。这些乡镇法律工作者同律师相比,他们存在服务水平低,收费及管理混乱。加之有些法律工作者冒充律师名义,乱立招牌,严重的损坏了律师的执业声誉和社会公信力,影响了县域律师整体执业公正的形象,给县域律师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应当对法律服务所的设置和业务范围作出限制性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只能设在乡镇,其服务对象也限于其所在乡镇的乡、村企业和基层民众。二是建议建立公民代理身份审查制度,对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单位推荐的公民一律不允许其作为公民的身份代理诉讼案件,从根本上杜绝“黑律师”的横行。三是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业务联系,禁止司法人员向律师提供案源或为当事人推荐律师,更不允许律师以回扣的方式拉拢司法人员为其争取案件。建立县域律师与县域司法人员之间特殊关系申报制度,充分利用司法人员回避制度,防止律师与司法人员共同腐败。
(三)改革税收政策来引导县域律师改革分配方式、提高县域律师间的凝聚力。
目前县域律师基本实行的是单一的提成制分配方式,该种方式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分配方式所带来的是律师各自为战,内部一盘散沙,团队精神的缺失制约了县域律师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律师发展的一个死结。这种单一的提成制决定了新执业的律师面临生存的风险,所以为了县域律师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引导和鼓励县域律师事务所取消单一的提成分配制,改为固定薪金加提成的分配方式,律师按其入所的年限设立不同档次的固定工资,然后再是根据其业绩提取一定的利润。这可以保障新入所人员的生活所需,也是律师事务所培养年青律师的一个好的方式,可以让年轻律师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并且改变这种律师收入与其个人创收完全挂钩的分配方式,可以促进律师之间的协作精神,律师合伙与合作都是一种人合关系,那么提成制则把本来就脆弱的人合关系变得岌岌可危,让县域律师(即使同一个所)律师之间的竞争变得残酷,所以对提成制分配方式改革也是增加县域律师团队合作精神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这种分配改革方式的实现则必须在税收政策上有所突破,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征税采取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的税率,让经济杠杆来左右律师的分配方式才是最可行的。
(四)建立律师直接转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流动机制。
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从事律师工作,尤其不愿意从事县域律师工作,就是目前国家没有建立律师向政界或司法界流动的机制,许多大批优秀人才本想通过先从事律师工作磨练和提高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然后再考虑转入政界或司法界,但是拘于现在的公务员和司法人员选拔制度,当一个年轻人在律师界磨练到一定程度时,再让他们通过考试进入政界或司法界并且从办事员、书记员干起是不现实的。将法律知识丰富而又具有政治才华的律师流入政界或司法界无疑对加快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有着现实意义,对加快司法改革有着关键作用,也有利于县域律师事业的发展。所以建立律师直接转入政界或司法界机制不仅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
作者单位:江西修江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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